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浅析基层警察行为管理

基层警察作为公共安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其行为对公共安全产品的产出有着重大影响。委托—代理理论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分支,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框架,揭示社会公众与民警间的间接委托关系,并分析其中高代理成本产生的原因,主张通过尽职激励和敬业激励契约来引导和管理代理人的行为。     

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法制建设

加强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经济责任审计法制化,有助于军费运行的依法管理,规范领导干部的管理行为。近年来,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新形势的不断发展,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法规制度的不够完善严重影响了审计的质量。因此,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审计法规和工作制度,促进审计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单纯醉酒驾驶犯罪化理论依据探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单纯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化处理,司法实践只关注案件实体的处理,忽略了法理的探究。单纯醉驾之所以能够作为犯罪化处理,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客观上看,醉驾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增加了该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盖然性;从主观上看,行为人设定的醉酒行为是在故意状态下为之,并能预见和认识到自己在责任能力低下的状态下实施驾车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中的该种行为,从一般生活的经验来看,也具有现实的引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可能,在结果无价值理论看来也给予否定评价。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及其限制——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探析

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使＂自由＂这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在更深的层次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自由只是人类众多价值中的一种,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必须受到限制。选择的自由的价值就在于,它使人有机会成为主体想成为的那种人。     

对当前大学生功利性行为的思考

近年来,大学生中其在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上的实惠性和功利性倾向比较明显,产生了过度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社会和高校要通过多种举措,矫正大学生的过度功利主义倾向,这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论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条件的限制与扩充

房屋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是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必备前提,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行使条件应如何适用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应在兼顾承租人与出租人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运用限制解释和扩充解释的方法重新审视行使条件,明确房屋优先购买权必须以合法租赁关系为前提、让利方式下不适用同等条件、未约定排除优先购买权行使三个限制条件...     

侦查行为新论——侦查的微观考察

侦查行为是侦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当前学术界对侦查行为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侦查行为是侦查的具体表现,重在从行为科学的视角考察侦查,便于侦查行为的决策和管理。侦查措施是侦查行为的构成部分,每个具体的侦查行为都是由侦查主体采取一定的侦查措施来实现特定的侦查目的。强制性措施与侦查行为的最大区别是两者的目的不同。侦查行为有的法律规定较为完备,而有的十分简略,甚至没有规定。     

中国实证法对物权行为的立场辨析

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研究的创造物,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和讨论逐渐深入。《物权法》生效后,与《合同法》一道成为我国物债二分体系的主要法律渊源,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止息,仍有继续之趋势。对于我国现行法律是否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笔者试图提供科学的解释方案,以供作司法审判的参考。本文对《物权法》与《合同法》进行分析和推演后,论证我国实证法认可了物权行为的概念、采纳了独立性原则,没有也不应当接受无因性原则。     

浅析行政行为公定力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行政行为公定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树立行政权威,保证行政目标的实现、提高行政效率以及确保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效力,可能使得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如果侵犯行政相对人代表的个人权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应从坚持有限公定力说、规定抵抗权、完整界定无效行政行为、依赖行政程序法等方面来解决个人权益受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