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关系之研究：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政策网络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政策网络分析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学者认为政策网络影响政策结果,但政策网络的结构途径和资源交易途径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结构途径（马什和罗兹途径）认为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政策结果,而资源交易途径（杜丁途径）认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资源交易和互动影响政策结果。前者的分析方法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后者的分析方法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基于方法论的两种解释途径都有缺陷。结构—行动者互动方法论的建构能解释政策网络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     

村落权威再生产的人类学分析——以边疆民族地区城中村老龄协会成立仪式为中心的讨论

传统、国家和市场三种力量共同出现于傣族特定社区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交织融合的结构状态.以此形成了傣族村落权威的基本文化语境.当三方力量又以具体的人和事物再次交织于具体的社区场景活动中时,活动中的行动者策略性地运用了结构性资本进行权力的博弈,由此对自身的权威进行了再生产,也时社会力量进行了结构的再生产.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评《国家间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

复杂性常常被认为是理解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关键,诸如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有哪些、国际关系乃至国际社会是如何演变的等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因其复杂性而鲜有一致的回答。对社会科学家而言,设计解释模型、发展相关理论来简化这些复杂性,了解其特性,进而探究其影响,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简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动机直接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主体交互的行动网络：旅游视域的“向内转”

随着国家决策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转移,中国乡村旅游的结构形成了多方介入的行动者网络,并由此演变为主体交互的关系世界。与此对应,人类学研究呈现了存在论转向与行动者聚焦,继而派生出“多物种民族志”与“多主体人类学”等前沿成果。由此,聚焦旅游研究的“向内转”,将视点由以往关注的旅游线路、游客流量与行业产值等外部表象,转向更为内在的行动主体,考察旅游交互中人的存在、相互关联及价值实现,并关注旅游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主体兼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组织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多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

公共服务多主体参与供给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大趋势。近几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也注重采取多主体参与供给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发挥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并将他们吸纳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但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合作水平滞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仅需要多元主体参与,还需要各个主体间有效互动产生相乘效果。构建良好的供给主体间的关系成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要求。组织间网络理论作为分析组织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与公共服务的多主体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可以在多主体参与供给的基础上建立不同主体间的组织间合作网络。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构建应从网络的行动者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着手,包括行动者的选择和网络结构的设计。网络行动者的选择应考虑网络供给主体的目标、过去的合作关系及网络行动者的资源。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在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政府主导的网络结构。     

大数据时代的集体行动:从行动者归来到合作行动北大核心SSCI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呈现的复杂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视野和手段,更需要一种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即合作治理行动去解决。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为行动者积极平等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空间,激发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还赋予了行动者合作彼此所需的资源。因此,合作治理行动不仅顺应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行动者的成长态势,充分考量了大数据的内在特性,还能充分发挥社会行动者的特长,提升政府治理的弹性与活力。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社会为辅的社会行动者唯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充分利用大数据,才能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与危机。     

精准协作：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政策问题建构优化

政策科学具有问题导向性。作为决策过程首要环节,政策问题建构集解释、描述、建议和说服于一体,对政策取向影响深刻,甚至决定公共政策成败。通过网约车案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政策问题建构存在行动网络失灵的现实梗阻,是领导决策方式滞后、法治化水平低、政策共同体沟通链条缺损、利益冲突处理失当等因素作用的结果。政策问题建构优化应当基于精准行动模型,培育现代化领导决策机构和方式、塑造政策问题建构法治形态、提高信息互动和利益冲突化解水平,推动行动者、行动网络和转译过程洽合,最终实现政策问题科学精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