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拓展与行为异化

脱胎于西方高度结构化制度环境中的新制度主义与我国低制度化的现实环境存在明显的错配,导致与常识性经验体认不符。而以地方核心行动者为视角来解析制度变迁中地方行动空间的拓展与行为异化则可以破解这一难题。我国制度变迁的波动性、制度非耦合性及实施机制不健全都给地方核心行动者扩大了行动空间。这种空间的拓展也带来了追求短期政绩、职能错位及类苏丹化现象,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制度供给。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制度改革研究: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具体的制度改革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外部环境,以及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层面的基本规则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影响。在具体的改革组织场域中,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场域结构、场域中的改革制度安排以及场域中改革行动者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制度改革进行全面研究,应聚焦制度改革过程,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其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性地结合组织场域理论及其多层次制度过程分析框架,建构一个包括社会环境、组织场域与行动者分析多层次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某一结构维度深入探讨中国制度改革背后的制度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制度改革过程中结构与行为的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制度改革的一般性因果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制度改革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及其治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探讨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可以认为是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者转译和网络建构所造成的。从行动者转译与网络建构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风险包括:智能互联下的行动者之“恶”传播风险加剧、行动者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加剧、行动者转译的技术异化问题更为严峻、“行动者网络”下的数字安全风险增大、行动者“五际”关系维度的数字平权问题凸显。基于此,从合理界定行动者主体的权责关系、加强行动者转译的全过程算法治理、构建人机“共善”的行动者治理共同体等方面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风险治理,确保科技向善健康发展。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共同富裕没有错

在中国企业界,孙大午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既是一家农牧企业的老板,又“不以赢利为最终目的”;他既是一个行动者,又是一个思想者和言说者;他敢于向传统势力开炮,哪怕遭遇厄难亦在所不惜,但提到家人因此不得不为他担心时,他又常常热泪盈眶。他的企业其实并不大,但当他落难时,从学界、传媒界、法律界到企业界自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行动,并最终使他走出囹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孙大午成于此,落难于此,也获救于此。     

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研究——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执行为例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解决人地矛盾、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在执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过程中生动地演绎了逐利的萌动.根据官僚经济理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行为动机,并存在四种不同的行为博弈模式.为推动博弈模式的转变与优化,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官员“去人格化”塑造;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监督效能;推动信息公开,加强民主监督.     

城市治理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这个视角看,城市治理是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和利益联盟网络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过程。由于异质行动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各异质行动者的自身利益偏好与其他行动者难免发生冲突。城市治理的问题转译是建构城市治理网络利益联盟的微观机制。     

从执行研究到治理的发展:方法论视角

在政策过程研究中,执行一直是最具变化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范式"经历了诸多的转变,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模式.本文对执行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其主要观点是,从"行动者-结构"的方法论视角切入,执行研究的内在发展脉络将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解释.这一方法论分析还将有助与解释近年来在政策研究中,治理与政策网络分析的兴起.对于执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冲突,一种结合治理理论的政策网络分析其实包含着某种整合性的回答.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阈下的科技伦理研究

顾益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2期撰文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出建构科技黑箱的过程中众多异质的行动者在转译活动中的伦理和价值关系。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和物都视为行动者,即广义的“物”,又通过广义对称性原则赋予所有行动者平等的地位,科学技术的成果——科技黑箱在行动者的转译活动中负载了价值。行动者网络在为转译活动搭建平台的同时也为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的德行创造了条件,对行动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