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建设中的行动者、利益互动与统合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逐渐实现了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化,在此过程中社区成为其转化和承接的载体和重要支柱,也是多方利益主体间交互和博弈的重要场域。如何破解多方参与的困境、各方利益如何互动和统合,最终形成一致的利益联盟,是智慧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南京市四个智慧社区的建设为个案,通过对多元行动者的角色、利益与互动策略的"深描",力图展现智慧社区建设的运作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社区的建设者包括以街道办为核心,技术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的行动主体,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诉求,需要核心行动者设立强制通行点(OPP),引导各行动者进行利益的表达、互动与传递,从而克服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障碍,形成一个动态的行动者利益共同体,从而呼应中央提出的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格局理念。     

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精准扶贫项目运作研究——以J市Z区的案例为基础!

精准扶贫主要是以项目的形式对扶贫资金和资源进行安排,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和安排成为扶贫绩效的前提和抓手。通过对某区(县级)项目扶贫的案例分析可见,缺乏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导致项目扶贫的绩效偏离了扶贫目标。形成政府主导的、各方行动者各尽其能的多元扶贫治理结构,是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当前科层制度下的压力型扶贫模式应该向社会治理下的参与式扶贫模式转变;对扶贫机构和人员的"任务目标"亲贫困增长考核模式应该向以"贫困人口"为本的发掘贫困者资本的政策模式转变;要实现行动者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责任这一前提之下的角色转变。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行动者网络及其制度化研究

作为资源下乡的重要实践载体,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围绕行政权力、资本和私人关系等,形成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行动者网络;竞争性扶贫项目的基层运作过程是否规范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公平正义实现效果。行政吸纳型、资本注入型和“权力—资本”互动型三种竞争性扶贫项目行动者网络在基层运作的去制度化现象,迫切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统领,揭示和探索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中多元主体行动者网络的制度化逻辑与路径;在为多元行动主体提供制度规范框架的同时,要兼顾多元主体的行动自主性,为维护竞争性扶贫项目基层运作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条件与主体基础。     

失败是行动者的成功

一个人的通讯社 老榕又出名了，因为榕通社。 “快讯：根据当地传出的视频，反抗军涌进Yafran时，并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地面抵抗，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当地居民迫不及待地把家里的卡扎菲画像丢掉。”     

不做恶的抱怨者要做兽的行动者

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国家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此时此刻，频频曝出的社会冷漠事件，却给文化大发展的蓝图敲了一记警钟：如果没有文明，还谈何文化？没有文明基础的夯实，冷冰冰的经济数据，绝对撑不起文化的大繁荣。因此，对于小悦悦这样的典型事件，政府部门不能将之视为特殊个案而无动于衷。     

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

管理行政下的行政主体只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行政实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的发育、发展,使行政管理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多元管理主体生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生成意味着管理主体自觉性的增强。然而,当众多管理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增长时,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多元化进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说明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用行动者来取代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充满想象力、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建构这个世界。     

规则

王询、董巍在《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撰文认为，规则可以简化行动主体的选择过程，增进行动者相互间行动的可预期性，约束和协调相关主体的行动、调整利益关系。按照规则作用的强弱和方向，可区分出四种规则：指令性规则、禁令性规则、诱导性规则、抑制性规则。任何规则的合理性都是有限的，规则通常是次优的。促进规则实施的机制包括相关行动者的自愿遵守，相关行动者间的相互约束，以及第三方强制。规则本身的属陛、相关行动者的特征及其构成，以及外在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规则的实施。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重叠利益行动者: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现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几种理解,相互之间难以兼容,也难以解释看似矛盾的地方政府行为.本研究提出重叠利益行动者模式,认为:地方政府多样化的行为表现,源自于其行为的利益归属区间的不同,地方政府在政府利益与其它利益重叠形成的复杂区间中进行巧妙的规避选择,一般会优先采取利益高度重合区的举措,积极推动多重利益区的行动,有时也会强力推动政府单独利益区的行为.根据利益重叠情况采取相应的行为策略,是地方政府广泛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策略也导致了政府既有所作为又难以高效进行社会治理.文章以劳动关系领域的地方政府行为为例,对此进行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