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性

公共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代表者身份实施管理,并且要努力实现公共利益目标。这就决定了公共行政人员具有公共性这一属性。从公共行政人员的产生及其来源来看,公共行政人员是受人民的委托产生的,是代理人角色,他的权力是公众作为委托人让渡所得的;从公共行政人员行政的对象来看,他所行政的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从选取公共行政人员的宗旨来看,社会需要公共行政人员是因为其能为人民办事,实现公共利益。     

行政生态视野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西方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虽然采取的政策具有趋同性,但改革的结果和进程却是千差万别,表明了各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立足本身独特的发展阶段和行政生态环境,借鉴国外政府改革的经验,最关键的是思路和改革方向上的启示,然后才是对其改革手段的借鉴与本土化。我国未来的行政改革应做到:一、行政改革模式和手段应当是多元的;二、要处理好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三、寻找我国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源。     

论我国行政决策责任制的健全和实施

决策责任制是行政组织依据科学决策的理论和方法,适应现代决策的客观要求制定的制度体系;实行决策责任制是现代行政决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促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责任制度体系,尤其是在制度实施方面存在着不少尚待完善的方面和环节;健全和实施行政决策责任制,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以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建构新体系,创设新制度,开辟新路径。     

论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宗教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必然的逻辑起点.宗教批判不仅可以使得马克思把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造有效地联成一个内在的整体,使之成为同一理论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表达.同时,也可成为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另一条线索,即:正是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才导致对其他异化的批判,作为起点的宗教批判与其作为最终目标的共产主义存在着逻辑与现实的关联.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宽容"问题探讨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趋向越来越明显,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主体性日益突出,这些变化必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讲求"宽容"。江泽民"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思想是思想政治工作中"宽容"的集中体现。     

限权·高效·便民——浅析《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在设定与实施方面的规定,减少了行政审批项目,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方便了行政许可申请人,对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公众服务的网上行政审批系统模型研究

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刚刚起步,迫切需要各种理论和实践的支持。通过对电子政务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公众服务的行政审批系统的分析,从系统和工程的观点提出了可以应用到行政审批系统中的角色互动网络模型,并通过给出的模型建立行政审批系统的应用软件系统框架结构、网络体系结构、建设模式、运行管理模式。网上审批是信息时代对公共管理发展客观需要的现实选择。它的影响不仅在于手段的电子化,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管理价值、管理范式、管理权力、管理职能、管理组织、管理主客体等方面的变化。网上审批将通过信息技术与公共管理的有机融合促使公共管理由传统的管制管理向服务管理的转变。     

人权的人性解析

人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权与人性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从人性入手,才能深得人权的要义。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或“文化人”,人是追求各种价值的“经济人”。从“价值人”理论的视野里,人权的实质是人对各种价值的追求权;人权确保的不是某种具体的权利,而是权利的全面性;人权全面性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积极地促进人权从片面人权向全面人权的转变。     

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执法主体相互间权限不明职责不清、一些领导机关和个别领导人对行政执法进行不当干预、执法依据不统一、不作为和乱作为、行政强制不力、执法人员法律素质有待提高、政务信息的公开化与网络化尚显不够等是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常见的七大问题。准确界定政府职能,科学设置执法部门;切实推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清理汇编、明确公布全部行政执法依据;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录用选拔制度;制定行政强制法律法规;建立电子政府,实现电子政务等举措则是克服上述行政顽疾,提高行政效能的有效途径。     

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的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属于中央集权下的“行政真空” ,地方社会的操纵权主要被士绅等精英阶层所把持。这一结构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有变革趋势并逐步呈现一些现代化特征 ,特别是 2 0世纪 30— 40年代 ,国民政府推行以县域为核心的地方行政改制并仍然断断续续地实行保甲制 ,使国家权力向广大农村社区渗透并有所扩张。因此 ,民国时期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变迁与地方社会控制问题 ,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