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保护神：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维权纪实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9月．依托于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是一家专门为外地来京打工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该站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接受法律咨询案件7532件．直接涉及农民工55000人以上．涉及金额2．5亿元以上；决定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710件．共涉及农民工2809人，涉及金额为2040万余元；已经办结1001件，涉及农民工1806人次；通过仲裁、诉讼或律师调解的方式已经解决9，039,300元，已经切实拿到农民工手里6,993，990元。     

股东新诉权的行使困惑与应对机制——从新《公司法》的派生诉讼谈起

2005年10月27日，我国新《公司法》几经修订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新《公司法》首创了一人公司、公司法人格否认等新制度，同时，对于公司股东诉权的规定，也有许多新的创立。它首次明确了股东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弥补了旧公司法存在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派生诉讼制度的空白，为中小股东行使权利，保护权益设立了法律屏障的保护。但同时，我们在为此欢呼的同时，也应用理智的眼光、冷静的态度分析这一新权利的行使所面临的困境，并着眼于如何应对．这对于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有效而必要的。本文着眼于派生诉讼的制度规定．对上述问题做出简单探讨。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海事审判中的无船承运人问题——困惑之门与化解之道

无船承运人从货运代理分化而来，在相关纠纷的案件申，正确识别二者的身份是公正裁判的前提。法官的审判作业应该是：首先根据合同内容认定合同的性质，然後依据合同性质鉴别当事人身份，万不可仅凭一方当事人之官方身份直接确定其在合同中的身份及界定合同的性质。《国际海运条例》关于无船承运人应办理提单登记及交纳保证金的内容，实质是一种市场准入条件，属于强制性规范申的取缔性规定，不影响相关民商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无船承运人可以享受单位责任限制，却不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之列，这是封其发展壮大的法律制约，解决之道惟在修订法律或封法律子适当解释。无船承运人提起追偿诉讼，系合法转嫁赔偿责任之有效手段，在适用《海商法》关于追偿时效的规定时，应注意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取舍，将公正置于司法活动的至尊位置，以体现海事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     

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十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十七大不仅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且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做出了规划。根据中央要求，司法部于会后迅速组织传达十七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安排落实。吴爱英部长强调，认真学习、     

行政规划初论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行政活动,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行政设计。根据行政规划的内容、法律效力和隶属关系,可以划分出具有不同类型的行政规划。将行政规划作若干类型化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时,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上也是如此,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政治体制的制约、立法的不成熟、对行政诉讼规律认识的不足等因素是造成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保留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驳回判决、确认判决等判决形式的同时,逐步舍弃维持判决,并引入新的判决形式,这样就可以使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更为全面和完善。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虽然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然而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为了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保障其自诉权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实践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