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问题研讨

2006年伊始,中央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集中治理,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展开的一项新的攻坚战。3月11日,最高人民检院检察长贾春旺同志在向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铿锵有力地指出:"加大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力度,积极参与发展中的专项治理行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这为我们指出了2006年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方向。因此,本刊特邀请高等院校的刑事诉讼理论权威专家、学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大案要案指挥中心的一线负责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案件侦查负责人等各方代表来共同研讨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等问题,并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将研讨实况在本刊刊出,以飨读者。     

甘做和谐奠基石——记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模、河北省涉县鹿头乡司法所长杨水平

鹿头乡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麓,全乡方圆113.9平方公里,有22个行政村,50个自然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员构成复杂,经济相对落后,加上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不同,昔日这里是远近闻名“纠纷不断,治安比较混乱”的落后乡。如今该乡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了“无一起民转刑、无一起民事诉讼、无一起群体事件、无一起越级上访案件”的先进乡。该乡司法所长杨水平多次立功受奖,去年5月被司法部评为“标兵人民调解员”,今年初,又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乡镇公共服务中的行政合同研究

行政合同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中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管理手段的重大转变。引起乡镇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深刻原因,一是以取消农业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乡镇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体制的改革。由于乡镇文化环境及干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运用行政合同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完善,以推动这场重要变革。     

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对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是利己的，政府是否一定低效以及顾客导向等理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论行政立法的价值选择

行政立法的价值可以决定行政立法的效用、行政立法的利益归属、行政立法的发展方向、行政立法的总量等 ,然而 ,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有效地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析了行政立法合理价值的条件 ,并构设了行政立法合理价值的内容 ,如实现宪法原则、补充法律规则、维护法律秩序和便于相对人权益的实现等     

行政判例研究

来自不同法系的经验 ,正在使判例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的传统看法变得不合时宜。判例的遵循先例规则在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法部门中较属于私法的民商法领域中更易生成并发挥作用。名为“案例”、实为行政判例雏形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公布的裁判文书 ,已经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展开与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实际影响。我国应正式确认判例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与地位 ,完善其形式 ,公布程序 ,制定具体适用规则 ,增加其数量 ,规范其种类。     

行政救济功能初论

行政救济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过去人们对行政救济的功能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在行政救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在强调研究行政救济功能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救济有四大功能，即保护公民权、监督行政权、提高行政效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日本《行政事件诉公法》修改的动向

日本在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过程中，以司法改革为动力，以美、法、德等国为借鉴，认真检讨其现行法权利保护机能的形式化，以全新的理念和思维，以权利保护为本位，放宽诉讼限制，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成为便于国民利用的制度。无疑，这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剑指“商业贿赂”

在1月6日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到会讲话，指出中国反省6项重点，其中第5点是“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会议首度将反商业贿赂纳入反腐败体系，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提出，并定为2006年全国反腐倡廉的工作重点。国家最高领导人专门针对反商业贿赂作出明确指示，这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