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的处罚范围评析

一、评定新刑法处罚范围之意义 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非犯罪化思潮,要求刑事立法者缩小刑法的处罚范围,以保护公共安全与秩序所绝对必要的范围为限,予以刑法上的制裁。 在这股非犯罪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刑法学界在刑法修订之前对我国刑法应否实行非犯罪化、缩小刑法的处罚范围展开了讨论。持肯定意见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开辟非犯罪化渠道,扩大非犯罪化范围,修改刑法不能不重视非犯罪化,但多数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刑法规范漏洞太多,系统修订刑法典以弥补这种缺陷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当务之急,因此,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不应提出非犯罪     

对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质疑

行政指导行为在现代行政中广泛存在,在取得较好行政效果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行政指导不当或错误从而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情况,但理论与立法却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在受到损害时得不到司法救济,明显违反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本文从行政指导行为的属性及在实施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可能造成损害等三方面探讨了其被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依据、事实依据及归责依据。并从诉讼法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以期提供有益参考。     

高校收费岂能说涨就涨

综合各大媒体报道,目前我国研究生收学费是大势所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院均出台了研究生收费预案.北大招办负责人说,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即将开始.人大研究生院刘大椿院长告诉记者,研究生收费就是成本分担.目前,国家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的费用约为3万元,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则需4.5万元.所谓"全面收费"就是将公费、自费并轨,所有学生都要缴纳学费.研究生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的一个阶段,收费是合情合理的.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表示,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乃大势所趋,预计大范围展开试点为时不远.     

台盟北京市委员会提出——加快京台两地物流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流通体制改革和流通产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初步形成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也意味着我国流通企业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一些发达国家的物流中心必然向中国转移,我国的现代流通业将有更大发展.     

游戏业:文化内容产业的龙头老大

网络游戏是一项新兴的产业,属于信息文化产业,代表了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包括网络游戏产业在内的网络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在我国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行政补偿制度刍议

行政补偿是指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职权行为或为公共利益需要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给予补偿的法律救济制度,其范围包括因行政主体合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和因相对人为公益遭受损失的补偿。行政补偿的方式应多样化,补偿标准应坚持"公平补偿"与"完全补偿"相结合。我国应加快行政补偿立法的步伐,采取基本法和单行法并举的模式,尽快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     

"两手硬"更要"两战赢"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恢复生产生活、恢复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抗疫成效逐渐显现而成为上下呼声和大势所趋。落实好中央"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增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集中精力把疫情防控工作做扎实抓到位、打好阻击战,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打好总体战,做到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法网范围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虽受一定舆论影响，但立法机关对本罪的法网范围及其处罚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理解本罪的适用需要了解其立法背景与相关争议问题。为避免本罪的道德化倾向，在将本罪保护法益界定为特定女性的性自主权的前提下，需要对其法网范围适当限缩。将本罪与强奸罪理解为互斥关系，既非对立思维的产物，也非纯粹的理论游戏，有助于本罪的妥当适用。“特殊职责”要存在于行为之时，且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持续性，其实质是使得低龄未成年女性产生生活和精神上的依赖，从而对其性自主权造成实质性影响。“发生性关系”应为狭义上的性交关系。“情节恶劣”是本罪的法定刑加重情节，对其认定要从多方面考虑，同时这也不意味着本罪的成立完全不需要考虑罪量因素。常年持续的性虐待事案跨越不同年龄段的场合，可能成立强奸罪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数罪。     

日韩专利行政部门确认专利侵权制度比较研究

日本和韩国均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来判断第三人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日本的专利侵权判定制度和韩国的专利权范围行政确认制度。日本的制度实际上是行政机关鉴定制度,其处理的案件数量不多,因此有效性遭到质疑。在韩国的制度下,行政确认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却因此被指责与侵权诉讼重复且两种程序的法律关系模糊。两国制度的共同优势在于可实现专利侵权纠纷数量控制、具有专业性和公正性以及提供不侵权的确认程序等,因此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灵活的侵权纠纷解决或侵权判断机制。对日韩两国的比较研究可对中国提供有益启示,因为在中国仍需要保留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并需要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