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房屋拆迁和征收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唐山市近年来拆迁情况为样本

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旧城、危房改造,在带来市容焕然一新、民生大幅改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问题。文章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咨询专业人员以及阅读大量媒体信息和专业书籍,对城市房屋拆迁和征收的发展变化、唐山市目前房屋拆迁和征收工作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法治社会、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依法规范征收程序、规范补偿程序和规范"强制拆迁"的法治构思。     

司法拍卖制度的批判与重构

司法拍卖,又可称为强制拍卖,指的是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为了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对被执行人(或担保人)所有的已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依法定程序实施公开拍卖,以获得价款抵偿债务的处分性执行措施。本文在指出我国司法拍卖制度缺陷的基础上,就该制度的重构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对我国司法拍卖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执行法官强制腾退大型夜总会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全体干警冒着严寒强制腾退了一家大型夜总会,受到广泛关注。本案申请执行人是北京某商贸公司,2006年其将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的260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被执行人胡某使用,胡某用此房屋经营一大型夜总会。2011年合同到期     

执行担保与既判力主观范围之扩张

我国现有对执行担保的法律规定未能为实现制度目的提供程序保障.本文从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角度重新审视了执行担保的制度构成,使对案外第三人为执行担保人的强制执行既符合既判力基本理论,又实现了执行担保的制度价值。     

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强制执行

案例：2007年2月。杨某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死亡．因其在世时向高某借款6万元，高某于2007年3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杨某某的妻子和父母共同偿还其借款及利息。法院审理后认定：该债务系杨某某与妻子王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杨某某已经死亡，王某负有对该债务清偿的义务。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案外人对不动产的债权请求权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法院查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以后,案外人提出异议执行实务中常遇见这样的情形,但在审判执行实践中争议极大,是审判执行实务上的一大难点。债务人按照市场价处分不动产没有减少其责任财产。案外人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不仅包括物权,也应该包括其他足以阻止标的物转让、交付的债权等权利。买受人怠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能导致其请求取得特定标的物的权利丧失。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化

为保障民事执行的效果,检察监督应成为民事执行的一项原则。当前的民事执行监督实践为立法提供了工作机制、监督方式等方面的参考,在未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中,应确立包括工作原则、监督方式、监督程序在内的民事执行监督制度。     

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我国并不存在经过设计或者立法明确规定的系统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实中所采取的是以地方政府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为主导、以司法机关的司法解决方式为配合、以社会调处解决为补充,结合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并以非诉讼方式为主体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纠纷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整体和局部层面皆面临着无法全面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困境,机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     

旅游法“失灵”人人都是输家

国庆期间，央视曝光云南香格里拉旅行社强制收取游客藏民家访费，声称是行政性变相收费，记者拒绝交费被导游强行拉下车。随后，游客到迪庆州旅游局投诉，却遭到执法人员辱骂。对此，迪庆州旅游局回应称，对涉事的旅行社处以10万元罚款，涉事导游吊销相应证件，并调离相应执法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