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中的行政法因素

尽管民法与行政法分别属于私法与公法,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不同,但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及权利"相遇"的情形却难以避免,而且在当代各国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承认,行政法是民法的法源,而且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中,对于内部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行政审批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应当区分审批主体的"身份"以甄别其为"物主审批"还是"行政审批",因为从国家到各级政府,都可能是民法上的所有权人或者被授权人,为民法上的"特别法人",同时也是行政机关。另外,要区分其审批是对于"基础合同"的审批还是"履行行为"的审批,本文认为应该是后者。另外,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其行为可能仅仅产生民法上的后果,如指定或者担任监护人、婚姻登记、物权登记等,但其行为究竟是民法上的行为,还是行政行为,要从行为的目的、纠纷解决的方式及承担责任的性质来区分。当然,当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或者权利冲突时,应独立救济,但在立法和司法中,应该相互协调——不能把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及权利建立在违反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反之亦然。     

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社会服务模式探析

社会服务是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有的功能,也是其建设的要求。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充分利用学科的理论知识、人才队伍、科学研究等资源优势,结合学科自身建设和民族地区发展之需,通过理论宣讲、示范点建设、社会调研等平台和载体,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理论宣传服务、为民服务、咨政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构建"四位一体"和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模式。     

对新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定位的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建设"初获独立学科地位,亟待解决学科定位问题,这是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重要任务,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重要部分。在新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的语境下,要全面解构学科定位的内在意蕴和层次逻辑,系统探究党建学科的定义、定类、定界、定性,以此强化认知自觉,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     

近60年来中国地名学发展概观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60年以来我国地名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末 我国地名研究主要以地名标准化为主．开始探讨地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问题。     

以“课程整合” 加强思政课教学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兴起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都有着新媒体的印记。高校思政课教学只有利用好新媒体,通过新媒体实现资源整合,才能有效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课程整合”原指不同学科资源的整合,目的是解决不同课程资源的隔阂与分裂的问题。新媒体环境下,思政课“课程整合”是指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根据各门主干课程之间、课内与课外的内在联系,以新媒体为手段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思政课的整体合力,增强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栗守廉

栗守廉,1947年2月生。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4年起一直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现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等本硕博课教学工作,任原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博士导师组负责人。并兼任黑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副理事长、省统战理论研究会、省高校党建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小初高一体化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当前,如何由浅入深、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统筹规划思政课教学,切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且迫切的理论和实践任务。为此,本刊“教学设计与点评”栏目,特邀学科专家主持组稿、指导评议,开设“一体化教学设计”专栏,与广大读者朋友共享“思政课一体化”的改革探索与实践智慧。     

论无人驾驶汽车的行政法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杰出代表,却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它不仅削弱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风险处理能力,还对当前的交通秩序和网络安全造成威胁。由于公共利益、科技风险防范以及行政法治变革的要求,美国、欧洲以及日韩等国已在无人驾驶汽车的行政法规制上制定出较为完备的立法例和行政措施。反观我国的无人驾驶技术规制,尚缺乏有效的法律引导或行政干预。为此,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无人驾驶汽车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尊重自身无人驾驶技术的客观状况,肯定无人驾驶汽车的道路行驶权,建立"政府+公司"的合作规制模式,完善当前的市场准入和准出机制、技术规制机制和安全规制机制。     

论行政法上的治理责任

随着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型,传统由行政机关担负的管理责任也开始向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的治理责任转型,治理责任对行政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治理责任是涵盖所有治理主体和整个治理过程的责任,既指向政府责任,又指向扮演公共治理角色的其他主体所应当负有的责任;既包含治理主体应当担负的事后责任,又包含保证治理主体负责的一系列制度工具。治理责任的框架可以从责任承担主体、责任对象、责任承担标准、须负责的事项、程序性要求以及责任产生的结果六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