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初探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一项重大决定,是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公权力主体在重大决策时滥用行政权力,不计后果盲目决策突出问题的一项新举措,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重大意义。然而,要让这一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还需要确立几个基本问题,如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明确标准、追责对象及追责时效等问题。     

专利侵权法定赔偿中的主体特征和产业属性研究——基于2002-2010年专利侵权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专利侵权法定赔偿存在明显的产业区分特征和多种赔偿计算方法并用倾向。从参考因素看,除权利类型和专利许可费用外,对于快速消费品案件,法院侧重于侵权人生产规模和侵权产品价格;对于耐用消费品案件,法院还会额外关注侵权人的销售范围和侵权行为;对于高新技术产品案件,法院则会参考原告的赔偿请求,并重点关注侵权人有无恶意行为或侵犯国外专利权人的情形。新《专利法》实施后,高新技术产品法定赔偿额有显著提升。在原告损失或侵权获利部分确定之前提下,法院应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对不确定因素进行法定赔偿,赔偿总额允许超过100万元限额,对于专利经济贡献难以量化的高新技术产品专利纠纷,应考虑引入技术分摊原则和差额利润法,减少法定赔偿原则的适用。     

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明确与合理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与展望

2014年10月2 3日,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依法治国重头戏,受到持续关注与讨论。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作为6个省市先行试点,已经陆续出台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广东佛山中院、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横琴法院等各地区法院也自告奋勇对司法改革进行探索。为了推进天津司法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我国司法体制发展和法治建设,建议     

行政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行政行为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部分,然而其概念自身却存在着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既有其本身内涵和外延间的矛盾,又有与行政诉讼和行政主体等理论之间的互相掣肘,严重影响着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因此,对其概念的反思与重构已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其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其实质涵义和内容的梳理,对行政行为概念进行重构,使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论行政诉讼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的完善

行政诉讼地域管辖制度是行政诉讼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于行政诉讼的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不完善及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现状,使得司法地方化、行政化问题突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独立.在司法公正独立的前提下,赋予原告选择管辖权,建立异地管辖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提高法治建设,不断完善行政诉讼地域管辖制度.     

推动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

一、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是一项探索实践。2012年11月,省妇联主动提议并商请省公安厅在全省选定了18个乡镇、街道作为试点地区,尝试通过书面形式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告诫,省妇联、省公安厅为此还联合组织了专题培训,开展了专题调研,与法律专家座谈告诫制度的法律依据和性质定位,与试点地区派出所民警探讨告诫制度的流程和规范,并实地考察了告诫书对施暴者教育与震慑的实际作     

工人代表 任重道远

我之所以用"工人代表任重道远"这几个字当题目,是2014年在人大代表履职中有很深切的体会。2013年的下半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国企业员工互动平台"组织的几次企业班组长论坛,接触并结识了一大批全国各行各业的优秀企业班组长。在这个圈子里,以交流推广企业班组安全管理标准化为抓手,学习探讨时下一些先进的班组管理理念,推进完善企业班组建设工作的     

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及其限度——以货车超载监管为中心的观察

交管部门等执法主体对货车超载负有监管责任,诸如货车装车地的执法人员"没有劝导阻止",货车上路后执法人员"没有发现",治超监测站"无人值守","处罚后不卸载",甚至用"超载月票"取代执法等,均是违法的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货车因为超载引发交通事故,可以分为不同情况,超载监管不作为可能成为共同致害因素而负有行政赔偿责任,相关举证责任由受害人启动。从个案公正和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应当在货车超载监管不作为致害中引入国家赔偿责任。     

地方行政立法工作的“必答题”

“行政立法工作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立法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力量薄弱是当前制约行政立法进程、影响行政立法质量和效率的突出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今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有领导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