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省人民政府决定对省使用正版软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组长:孙国强(副省长)副组长:陈训华(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援朝(省版权局局长)成员:张英峰(省信息产业厅厅长)李隆昌(省财政厅厅长)余文春(省商务厅副厅长)薛宝军(省国资委副主任)陈亦康(省工商联副会长)舒世庸(中国银监会贵州监管局副局长)施肇域(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副局长)谭论(中国保…     

对外开放的互利共赢战略

对外开放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通过实行对外开放,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企业技术的提升,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外贸易方式需要发生根本转变。实施互利共赢战略,参与国际良性竞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是对外     

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在一切资源中 ,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现代企业管理非常重视人的因素 ,对人的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只有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 ,合理、科学地管理人力资源 ,充分调动财务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事得其人 ,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财务部门是负责单位会计核算 ,财务管理 ,稽查监督等工作。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二十一世纪 ,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飞速发展的今天 ,对财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一、要掌握各类文化知识 ,提高理论联系实践水平1、努力学好政治理论知识。政治理论知识…     

行政行为效力研究的一部力作——《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述评

在我国行政法学界 ,对行政行为基本理论研究用力最勤者当属叶必丰教授。最近 ,叶教授又推出了其研究行政行为效力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 0 0 2年 9月出版 ,以下简称为“叶著”) ,从而使我国行政行为基本原理的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这部著作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限于篇幅 ,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略做评析 ,不当之处 ,尚请叶教授及学界同仁指正。一、鲜明的问题意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 ,一般都应当从特定的问题入手 ,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的使命。从这…     

论行政行为实现力

传统行政行为效力学说中的“执行力”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它并不能涵盖所有行政行为,同时由其包含自行履行效力难免造成语义逻辑上的混乱;而“实现力”概念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力的概念可界定为行政行为自身所具有的,实现自我所体现的行政目标与内容的法律效果。     

浅谈乡镇政府机构改革的三个问题

乡镇是我国基层政府,与广大农民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乡镇机构改革,微观层面上有不少问题,如工作人员冗繁、职能不明、思想观念落后等,因此,有必要思考并加强研究。     

对职工教育改革的思考

要实现职工教育的创新 ,首先要更新观念 ,其次更新培训内容。在培训中 ,要灵活地采用各种教学方法 ,例如案例教学法、集体讨论法等。     

切实转变职能 严格规范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政府的准确定位和基本职能 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体制因素。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经济的高效、有序运行,社会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但是,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搞清楚,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给以什么样的定位?概括起来就是:政府应当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的状况,成为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的“服务型”政府。     

张明正：“迅变”尽占先机

永远以创业者的身份管理一家在业界数一数二的跨国公司,改变,成为独一无二的法宝。张明正喜欢在自己的姓氏chang后面缀个“e”,摇身变成Mr. Change(改变先生),然后“热烈拥抱改变”,让“改变”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不止如此,他还将“change”用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上,带领趋势科技在国际防毒领域一马当先,尽占先机。夫妻店长和趋势科技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张明正总是与妻子陈怡蓁同进同出,即使在记者要求拍照的时候,仍不忘携夫人同照。业界的朋友都戏称趋势科技为“夫妻店”。身为趋势科技“老板娘”的陈怡蓁,始终是张明正的贤内助兼工作…     

行政受益权研究

行政法上的受益权是指行政相对人依法通过行政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而获得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权利。它是积极国家、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相对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受益权与传统生存权之间是交叉关系。受益权的外延极其宽泛,而这主要取决于受益权是一种融合的权利。以受益权作为行政给付的现代权利基础,有利于扩大受益对象和授受范围,拓宽国家与政府义务范围,拓展积极国家理念,并有利于给付行政模式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