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     

见义勇为者状告公安局背后

任建平一生坎坷，中年得子，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没职没权，又不希望走歪门邪道去给儿子升学铺设道路，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及子女在中招，高招中可以加10-20分的成绩，看到这条消息，他忽然想起自己年前一起救人的事情，可申报“见义勇为”。为了儿子，他开始走上申报“见义勇为”之路，最终公安机关把他的行为定性为“邻里互相帮助行为”。本该7天答复拖了10个月！任建平一怒之下，把公安局告上了法庭。6月5日，此案在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公开审理，任建平成了我国首例见义勇为者状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案并引起当地媒体及有关专家的关注。为儿子考学申报三年前“见义勇为”，“无奈”好人状告公安局引风波——     

县长应诉的意义

2004年7月16日,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告官”案。与以往不同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被告代理人,而是海安县县长章树山。这是今年2月该县县政府接受司法建议,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参加行政诉讼制度化,并列入目标考核后发生的政府首长出庭应诉的一件新事。这种尊重法律、尊重群众诉讼权利的做法,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好评,笔者也为之叫好!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原则和实际需要出发,应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作扩大解释,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实定法上的依据,而且也符合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趋势。     

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不可诉性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及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文章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在法律上具有不可诉性,但可以通过其它的途径进行救济。     

关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

被告是行政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 ,如果被告不能确定或者确认的被告不合格 ,诉讼就会因缺少一方当事人而无法进行 ,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司法救济。按照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关行政诉讼被告的有关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被告可归结为七种情形。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试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建构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完善,其中以法国行政法院和德国行政法院为代表。我国引进行政法院制度,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体系、保证行政审判独立和高效解决行政纠纷。为此目的,基于国情,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既将有别于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也将有别于我国普通法院制度。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和建议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