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事实如何生成?——基于事实认知层次的分析

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对事实问题的认知都因循从案件事实到要件事实再到裁判事实的认知逻辑,合格的事实认定应是理性认知的产物。行政诉讼中的事实认知因涉及权力间关系问题而体现出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案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以行政案卷为基础,结合法庭调查情况完成对“发生了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处理”等案件事实的整体性认知。在要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按照序位逐一对案件事实作法律归属论证,排查行政行为的违法项。完成合法性审查后,法官结合价值判断,确定裁判意向与裁判事实范围,启动裁判事实认知。根据裁判意向的不同,法官可在行政基础事实、行政行为事实、诉讼合法性要件事实与情形变更事实中选定一项或多项作为裁判事实,并结合证据完成事理融贯的事实认定。     

再谈民商事裁判尺度之统一

编辑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律适用问题将成为法制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法官如何适用法律?法律适用的统一与法官裁量权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本期特别策划结合民商事裁判的特点关注这一课题,以期分析当下理论研究与审判实践中的诸多观点,并试图寻求适合中国司法的解决路径。     

法院不宜依职权对临时性救济措施决定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法院可对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等临时性救济的裁定决定再审,但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检察院不能抗诉要求再审。该规定与实际司法实践相脱节,与临时性救济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相违背,也与临时性救济本身已有的救济途径相冲突,还与新司法解释的再审规定相矛盾。临时性救济的法律性质是假扣押、假处分,只具有临时性、救急性;其没有既判力,只是中间裁判、附随裁判,故法院不能决定再审。有鉴于此,最高法院应该清理或废止相关司法解释了。     

论我国民事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其完善

从规则层面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民事上诉案件审理方式的规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由此引致实践中各地法院大多对立法规定作扩大理解,使得迳行裁判方式被大量使用,甚至成为二审程序的主要结案方式,并由此造成诸多弊端。因此,在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时,应进一步明确开庭审理与迳行裁判的甄别标准和具体程序,严格限制迳行裁判审理方式的使用,同时确定科学的标准来决定二审案件是否开庭审理。     

刑事个案中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网络民意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为青睐司法这一话题，无论是“药家鑫交通肇事捅人案”，还是“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都无不体现着网络民意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关注。究其特点，可发现均是民意在网络上率先爆发，随后在社会上形成滔天民意，似乎极力将司法理性逼入狭窄的胡同。如何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将别事个案中处于紧张关系的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予以衡平，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对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进行分析，以缓解两者间之矛盾冲突。     

司法改革——始于裁判文书

司法改革在我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确立司法的最高权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本文以我国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分析我国司法裁判文书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方案,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实证检视:以环境审判机构和环境审判机制为中心

环境司法专门化包括环境审判机构、环境审判机制、环境审判程序、环境审判理论和环境审判团队的专门化。从环境审判机构的设置类型和案件受理情况看,其"地方性"十足,即多是在当地特定时空内进行的本土化实践;而环境审判机制却颇具"普适性",即超越了特定时空的普遍的实践,并主要表现为宏观上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偏好和微观上的裁判文书要素间基本缺乏内在的特殊关联。环境司法专门化须融合地方性与普适性。为此,应首先设计专门化的环境审判程序,然后再构建专门化的环境审判理论和环境审判团队。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法制完善研究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法制问题主要有：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定性不明、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定位模糊、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纠纷的司法不一。完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制,应定性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为复合关系,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为特殊法律关系,统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纠纷的司法标准,规范衡平高校权威与学生权益。只有法律法规完善,司法标准统一,良法善治一体,才能司法规范,实现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