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合法性、可操作性的评论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是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缺少一部完整的证据法的前提下出台的。在现阶段，民事诉讼活动中可供遵循的证据规则仅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若干条原则性规定中，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民事审判程序的需要。因此，作者认为，依法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或较为完整的过渡性证据规则实属必要。制定《证据规定》的宗旨，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是依据了…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据规则,除了取决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先取证,后裁决”规则外,还因为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一般都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其本身所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如果允许被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补充证据,“一会助长行政机关不负责任草率处理问题的作风;二是个别行政机关为了不败诉,带着框框取证,甚至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行政诉讼领域举证责任的配置

一个政治社会的制度框架，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而制约绝对权力。在众多的公共权力之中，行政权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从摇篮到坟墓，行政权的扩张几乎关系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使得人们对它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在众多的控权模式中，行政诉讼制度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它既是一项法律     

我国行政诉讼全面审查制度再思考——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态度分析

我国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采取怀疑或否定态度,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实行全面审查。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采取尊重态度,对事实问题采用宽松的审查标准。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一般不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进行全面审查。我国应当重新思考人民法院的全面审查制度,对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行政案件,以及行政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对一般案件事实,如果法律规定以具备某种性质为要件时,审查行政机关对事实性质的判断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重大的或对当事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确立

传闻证据规则是一项旨在保证证人出庭、有利于法官做出正确裁判和实现程序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为促进我国诉讼证据制度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闻证据规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应当着眼于诉讼制度的整体,完善各个相关的配套制度,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该规则与我国现存诉讼制度的结合。     

行政复议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探析

行政复议是对有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审查的制度,审查的重点应当围绕原行政机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和适用法律是否止确进行.证据规则是行政复议的核心,行政复议程序应当围绕证据规则进行和展开.行政复议决定除少数情况外,有受司法审查的可能,一般不是终局裁定.行政复议是一类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性和全面审查性.行政复议制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行政复议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不同于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制度.     

域外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历史观照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预防错误定罪的重要保障,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在之后长达31个世纪的时间里,该规则散见于不同的神律与人律之中,并于神示证据制度终结之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与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分形同气,审判权分配方式的差异使得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证据制度上分道扬镳,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亦随之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思路

通过认知心理学基本原理,构建言词证据形成过程的心理学模型,揭示在这一复杂的认知过程中,言词证据的客观性极易受到诸多不自觉心理现象的影响。通过对西方证据规则的分析,得出西方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言词证据设计的结论,这一特质正是源于立法者对言词证据客观性的极度不信任。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言词证据的规制为重心。     

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以2012年刑诉法修改为背景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改法案,标志着刑诉法修改工作阶段性的尘埃落定,这一受到广泛关注的法案指示了我国刑事法律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在不久的时间内将给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证据种类及证据规则的变更,强制措施的变化和侦查手段的丰富等,都给当前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站在一线的反贪人员应该顺应刑诉法的修改,提高经营线索能力,重视初查,提高技术侦查能力,重视物证收集,切实提高办案质量.     

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

围绕着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处置问题,我国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裁判形态。这种裁判形态有别于以处理被告人刑事责任为核心的“对人之诉”,可以归纳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对物之诉将为利害关系人提供行使民事诉权的途径,遏制涉案财物处分权的恣意行使。并且,通过建立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涉案财物审判程序,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法院裁判的独立性和准确性。在与定罪量刑程序的外部关系上,由于对物之诉在裁判依据和利害关系人上具有特殊性,为保证裁判准确和利害关系人有效参与,对物之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内部构造而言,争议事项的复数化和第三人的加入,促使对物之诉形成了分别以法律性质和权益归属为争议核心的双层诉讼构造。同时,对物之诉的证据规则呈现出民事诉讼的特质,从而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上具有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