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法适用刑事证据规则的差异与统一

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具体适用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原因既有立法层面的,也有主观层面的.应把证据规则正式纳入立法之中,从完善刑事诉讼法及统一司法解释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差异,同时,检察官和法官必须树立基本一致的执法理念、遵循基本证据原则、提高执法素质,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论刑事诉讼中的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传闻证据规则探究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允许传闻证据无限地流入审判,则会对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准确性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最终殃及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为了化解传闻证据所引发的风险,各国都努力设计相应的对策,其中堪称成熟者当属英美法系国家所制定的传闻证据规则。因此我国有必要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规则进行深入的域外考察,通过概念解构和规则分析的方式探究其传闻证据的深刻内涵和传闻证据规则发展中的经验启示,从而推进我国刑事诉讼中传闻证据规则的完善和发展。     

审查逮捕中对非法证据规则的适用

审查逮捕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实践中却没有规定可操作的程序，针对审查逮捕中的非法证据难以排除的现状。笔者结合职务犯罪案件中证据的特性、审查逮捕时证据的可变性，借鉴侦查活动监督的方法的操作程序，认为对审查逮捕中的非法证据规则适用，应着重于非法证据的合法化转换、瑕疵证据的补救完善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正式实施,期盼已久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从理论幕后走到实践前台。尽管在之前的理论研讨中,人们已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作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优劣之处,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得以检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仍是一块处女地。因而,通过实证试点,查找该制度存在的切实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全面推行该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比较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规则是一种混合模式,证据规则也不例外.而这种混合模式融合了大陆法系证据采纳的宽泛规定和普通法系证据收集、出示和审查中的对抗制因素.这种混合模式有其特定的成因,而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这一混合模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比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研究

我国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的定义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鉴定的前、中、后程序出现严重违法或瑕疵,使得鉴定意见非法或者不合法,经过法官审查或合法当事人提出,使相应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失效的规则。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由鉴定前、中、后三个程序规则构成,对诉讼理念、制度、程序与社会等各个层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论刑事推定规则

系统地研究和制定刑事推定规则,是健全刑事证据立法的迫切需要。本文就办案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刑事推定问题进行探讨,总结推定的方法和规则,以供司法实务参考。     

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亮点与难点

证据既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直接决定了刑事审判的质量。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一章做了较大调整．增加了新条文、增设了新制度,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该部分的条文变化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首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据部分进行了系统梳理,将证据章修改的“亮点”归纳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入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明确、证人出庭与证人保护协调一致．核心精神在于保障人权。同时提出证据章修改的“难点”是证明问题．结合立法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和质疑对证据规则、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评述。     

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适当定位

“情况说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滥用对刑事司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即使是正常使用的“情况说明”,由于其证据形式本身的瑕疵,内容记录难以做到客观科学完整,不能适用相关证据规则,导致对其证据能力、证明力判断困难。就其性质而言,内容上与案件具有相关性“情况说明”属于瑕疵证据。目前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可以作以下处理:与案件没有相关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排除;与案件具有相关性,应当归入相关法定证据形式并完善其内容和形式,确立相应的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