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取向

证据法的理性主义传统,既要求通过理性证明的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而非诉诸神明和暴力;又不以追求真相为最高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正义的手段.这种理性传统,决定了法治国家证据制度具有求真、求善的双重功能,并将公正奉为首要价值,从而奠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和证据制度建设正在经历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权...     

智能社会中的法治与人的尊严

未来法治的命运如何?现代法治深陷智能科技带来的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法治曾面临多种危机,但智能科技将导致更为深刻的尊严危机——从根本上法治是否可能丧失保障人的尊严的基本能力?如果智能科技导致法治与人的尊严脱钩,我们是否还需要法治?我们是否还能守护人的尊严?不论是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还是个人自我发展的责任原则,个人尊严都是现代法律的最高价值。现代法律以权利和自由作为基本“语法”,通过法治这套“算法”,实现法律保护人的尊严的承诺。但是,一方面,权利可能被智能科技“架空”,无法成为个人内在价值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智能科技可能使人陷入自主性危机,难以成为法律上期许的自由意志主体。智能科技的降临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过度强调的以智性为单向度的个人尊严观,探索一种超越法律文明秩序的多维度文明秩序。     

消失中的积极释明

释明制度近期遭遇了严重危机,因为两个重要的积极释明规范在修订《证据规定》和《借贷纠纷规定》时被废弃了。释明是法官的职权行为,就此而言,两次修法的方向迥异：前者削弱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退却;后者则强化了法官的职权,是一种超越。前者有削弱法官维护实质正义的能力,背离保护权利的法定任务等问题,而且新条文无意义或无从实施。此修法主要源自对法官中立与平等原则的错误理解,以及缺乏对预备合并或选择合并的了解并误以为存在无解的实务难题。后者从保护权利等角度看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向诉的追加方向释明同样可保护权利并避免再诉,所以此修法欠缺必要性,也欠缺法的统一适用方面的考量。消除危机的路径是修正式回归旧法。     

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及其化解

著作权民刑保护的对象是著作权的法定专有权及其法益。《著作权法》与《刑法》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以及对“冒名”的规制是在法定专有权之外提供保护;《刑法》在“复制发行”“作品类型”“规避技术措施”等三个方面脱离《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对《刑法》上“复制发行”的解释背离《著作权法》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应通过《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采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以及删除《著作权法》有关保护专有出版权与“冒名”的规定两个方面化解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     

纵深推进不动产登记改革

不动产登记是指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其所涉及的群众和企业数量众多,面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纵深推进不动产登记服务改革。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各地陆续实现不动产登记机构、簿册、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南京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创新服务等举措,改革成效逐步彰显,极大方便了办事企业和群众。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权利的本质与反思

权利根植于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与邪恶,对此本性既予以满足又加以适当的限制.近代大陆法系法学理论对于权利的本质主要有意思说、利益说、法力说,上述三种学说各有利弊.通过对权利本质理论学说的反思,经由对权利本质的探究,并考察人类社会不同的状态,权利的本质乃文明社会状态下某人对他人的有效主张.在文明社会状态下,奠基于公平正义观念...     

试论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

由于商品房和商品房消费者的特殊性,商品房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仅仅依靠民法很难实现,需要政府的参与,发挥政府和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念和调整手段。其中经济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商品房消费者保护的主要法律部门,为维护商品房消费者权利,应强化经济法对其保护力度。     

加强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利保障

我国城市化浪潮中大规模的城市房屋拆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整体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的同时,也引发大量的拆迁纠纷和拆迁冲突。由于缺乏有力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难于保障。我们应从立法、行政、司法等领域加强和疏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还公民私权以应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