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应转变的三种错误观念

随着形势的发展，教育教学工作已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如精英教育已被大众教育取代，权威的时效性大打折扣，“条条大道通罗马”已成为现实等。这些变化对班主任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作为一名班主任，要想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就要主动适应这种挑战，转变三种观念。     

行政裁量的本质论与运行论

行政裁量是现代行政任务和行政功能变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追求个案的正当性,减少立法成本,促进行政效能。从本质上看,行政裁量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单方意思表示,是行政机关对法律效果的自由选择行为,从而与作为判断权范畴的不确定性概念相区别。由于行政裁量所包含的“主观意志性”的非理性因素极容易导致行政裁量权被滥用,为此,现代国家设计了各种规则和制度将其纳入到一定的框架之中,以实现行政法治理性。     

意思表示不真实诉讼行为的救济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 ,在实施诉讼行为时会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受不利判决。对此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不同的对待。在英美法上 ,对于因错误、受欺诈、受胁迫、疏忽而为的诉讼行为 ,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取消。大陆法系国家原则上不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诉讼行为加以救济 ,但承认一些例外。基于追求实体正义的考虑 ,我国应当设立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诉讼行为的救济制度。但对此应设定比较严格的条件 ,以维护判决的安定性。     

私法上错误制度的重新构造

私法上错误制度的理论基础为校正正义。错误制度的模型构建要实现保护弱势商谈方以及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错误制度对错误的程度要求重大而且对于错误方与非错误方均应当有要求,而且要规定错误制度排除适用的情况。PICC和PECL对此作出了恰当的回应。根据对错误制度的理解,应当对我国的重大误解制度进行改造,未来民法典对此要进行重新的立法设计。     

从公正与效率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造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认为确有错误,具备法定情形,而提起再审或申请再审的程序。多年来,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纠正错误裁判,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审判监督程序是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设计的,因此,没有考虑再审诉讼的特殊性,过分强调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忽视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过分强调错误裁判的可救济性,忽视了生效裁判的权威性;     

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

文章从探讨法律行为概念入手 ,提出应在法律行为中突出意思表示的内容 ,并探讨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和区别 ,民法典中设立法律行为制度的必要性。在讨论法律行为制度的内容构架时 ,作者对该制度与债法总则、合同法总则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评有关企业“改制”的数据推论

依据简单的经验性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对私有化的企业改制成效所作的论证具有许多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将局部性的问题夸大成全局性的问题;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分析产生统计数字的具体环境,而作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反的结论;只考虑利润率这样的效率因素就得出应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的结论;将有完善制度的私营企业与制度尚不完善的国有企业相比较;等等。依据这类研究的数据结果所作的推论是不可靠的,由这种推论所得出的有关私有化的重大结论是不可信的。     

浅析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

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应当遵循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则。但是其效果意思和表示行为都有特殊性。在对效果意思作解释时,以“观其行,不听其言”的严格表示主义为原则;以“言对行的反叛”的意思主义为例外。但这个特性以不同于一般民法理论中的折衷主义;在表示行为上其特殊性表现为唯一的文句记载,排斥一般法律行为可适用的沉默和推定方式。票据行为意思表示效力的发生均无须相对人(债权人)的承诺为要件。     

试论近、现代法上婚姻的本质属性——关于婚姻概念的反思

本文从我国目前理论上通说认为合法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因而无效婚姻等违法婚姻并不是婚姻的观点出发,分析其自身的矛盾和由此导致的司法实践的混乱,并探求这种误区的理论渊源。认为合法性并不是婚姻的本质属性,近、现代法上婚姻的本质属性为设权的意思表示性,这是婚姻自由原则所决定的。合法性并不影响婚姻的构成或成立,只是影响已成立婚姻的效力,应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无效、可撤销和婚姻的不存在与无效婚姻区分开来。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实质上为婚姻的有效要件,而非婚姻的成立要件。因而,无效婚姻等违法婚姻亦为婚姻;所谓婚姻,是指一男一女合意以结为夫妻并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     

两种类型，一种构造？

因不作否认表示而对他人行为负责之规定与私法自治理念存在冲突,乃民法学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3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容忍代理与拟制追认两种解释可能性。从司法案例及比较法的考察可知,两种构造虽同样针对无确定内涵的行为样态,均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价值填充,排斥拟制技术的运用,但二者所涉主体的利益关系及法律基础不同,在构成要件上应作区别对待。《民法通则》在文义上将两种类型收编一处,在法律构造上难称妥当,需经立法途径加以解决,即应将容忍代理作为广义表见代理的特殊类型,而将拟制追认改为默示追认纳入追认代理的一般规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