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追、退赃及其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赃包括赃款和赃物，泛指犯罪分子凭借犯罪非法取得的财物。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取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司法实践中，一般是侵财性犯罪行为才产生赃物，如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等。对犯罪分子非法获得的赃物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即追赃和退赃，实质上是使公私财产恢复原状。这是贯彻刑法的任务中“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合法财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追、退赃，因而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诸如司法机关不追或少追赃，犯罪分子不退或少退赃，使被侵害者的合法利益遭到的侵害无法得到保护，或者司法机关多追、犯罪分子主动或被动地不合理多退，使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做到合法合理地进行赃物的追、退工作，有必要对追、退赃的性质进行研究。     

遗嘱继承公证生效确认程序之探索

遗嘱生效确认程序就是在办理遗嘱继承公证时，对被继承人生前所立遗嘱是否生效的确认程序。此程序经过多年公证实践摸索，我们认为是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必经程序，可以预防遗嘱继承的事后纠纷，保护家事财产继承的正常流转。但该程序目前并没有法定要求，是我公证处在实务中经过多次公证复查、诉讼之后，于2004年依《继承法》的现行规定，结合现有的遗嘱继承公证工作程序加以完善形成的公证实务操作创新。我公证处遗嘱生效确认程序自2004起实行至今近六年，未再发生涉及继承公证诉讼纠纷的情况。     

刑事被追诉人防御权体系的构建与保障——以知情权为基础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追求由控辩审三方组成的三角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努力追求程式上的平等对抗，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就需要强化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权体系，以追求攻防的相对均衡，而知情权则是这一防御权体系的前提和基础。由此便构建起防御权体系的三角结构，即：以知情权为基础，由知情权、辩护权和沉默权三项基本权利构建起这一结构，再辅之以其他相关联的权利，以达成防御权体系的相对稳固。同时，这一体系也离不开其他相关规则和制度的保障。     

美国房屋如何拆迁

相对于商业拆迁而言，美国法律对公益拆迁设定了更为严苛的程序。根据美国的拆迁程序，地方政府的区域规划决定并非终局性的，而是“可以争论的”——公民不仅可拟就被拆迁房屋与政府讨价还价，而且也可以对拆迁的合法性基础要件即“公共利益”之真实性展开辩论。     

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的临界点

法和道德在终极意义上同样都是百姓伦理价值的体现，所以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具有社会价值的一致性。道德评价保障了私权利空间，而法律干预则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空间。因此，应该把难以弥补的重大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作为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的界限。这一界限是在不侵犯私权利的情况下保障社会利益的最佳途径。     

网络盗版侵害了谁

如果对网络盗版听之任之,必然会延缓甚至阻止文化产品的创新,用户将无法享受到更新更好的音像及软件产品。实际上,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日本监狱法的新发展——《刑事收容设施及被收容者处遇法》评介

日本于2006年6月8日颁布了《刑事收容设施及被收容者处遇法》，施行近100年的《监狱法》全面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出台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和艰难的历史历程。该法内容相当完善，实现了刑事设施、留置设施、海上保安留置设施在管理运营上的统一，实现了服刑者、未决拘禁者、死刑确定者、被留置者在收容处遇上的平衡。立法用语中性、收容处遇人道、法律规则精密、救济机制完善为该法鲜明特色。无论是从法律文本分析还是对施行实践考察，该法都是极为成功。在转变理念、立法技术、法律落实等方面它对我国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可能引爆的雷区还有哪些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披露的一系列事件,如两房危机,五大投行的或死或伤,AIG(美国国际集团)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的破产或被接管,不过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冰山一角。随着市场信心的消失,引发美国高企的资产价格重估,随时可能引爆的雷区还有很多。首先,两房被托管以后,事情远没有结束。     

法政新知

5月1日起，多部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和一些地方规定正式开始施行。 新审计法实施条例六大看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务例》于5月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规定，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有经济利益关系应回避；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任免应征求上级审计机关意见；审计机关查询被审计单位金融账户负有保密义务；审计机关封存被审计单位资产期限为7日以内；审计机关拟公布上市公司审计结果应提前告知。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