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诉检察官与“反侦查、零口供”的辩驳——被告人龚前瑞犯盗窃罪判刑十年透视

一、发案的居然2004年6月30日21时许,正阳镇群力居民简国华在家中收到一个卡号为13594941463的手机短信:“请问你是不是简益胜的弟弟,我是‘彭三’,包车到咸丰要多少钱,我喉咙痛,要到咸丰治病,回信请用短信”。作为跑乡场几天没有生意的简国华,碰到这种运气意外兴奋,立即用手机     

适用司法认知还是被告人举证

原告俞某于2000年9月18日购买一部摩托罗拉V8088手机，同年10月，手机不慎掉入厕所。俞某即到被告某维修中心检修。被告经初步检查，即告知俞某手机已进水腐蚀，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主板，经双方口头协议约定以2000元价格达成更换手机主板的协议。2001年4月，俞某使用手机时发现按键失灵，即到维修中心检修，方知其更换的手机主板为旧板。为此，原告、被告经多次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约定为更换新板，被告以旧充新，系欺诈行为，应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承担双倍赔偿的责任。被告认为双方约定为更换修复板，不是新板，同时举证其手机新板成都内部报价为2200元，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是盗窃还是侵占

2004年11月2日，尹某到储蓄所办理存款业务，在小桌上填完存款凭证后转身到3米外的窗口交款，将一个装有三千元国库券的信封遗忘在了桌子上，此时，被告人范某也到储蓄所存款，在小桌上填写存款凭证时，看见了这个信封，翻开一看，是一迭国库券，遂将它按在手下，并趁人不备揣人裤袋。尹某办完存款业务后，发现装有国库券的信封不在手头，马上到小桌上寻找，不见。于是尹某问保安员、储蓄所柜台工作人员及被告人范某，众人均说未见。尹某怀疑自己记忆有误，可能忘在公司办公室了，就回去找，不见，又返回储蓄所寻找，保安员带尹某查看监控录像带时，发现是范某获取信封并装入裤袋，遂报警将范某抓获。在对本案的定性上，有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法人被判徒刑一例

<正> 在美国佛吉尼亚州的一位联邦法官罗拔·杜马尔先生于1988年8月31日科处阿里根奈装瓶公司不同寻常的刑罚时说:"监狱并不是由四座石壁造成的"。这位法官因被告人公司参与实施一项划一定价的阴谋计划而判处该公司罚金1,000,000美元并科该公司有期徒刑三年。把一家公司投入监狱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判无前例的。上述定罪科刑判决是在美国司法     

美国的综合控制犯罪法

<正> 美国于1984年制定的《综合控制犯罪法》,在标傍加强控制美国犯罪和维护法律秩序的共和党人里根总统再次当选后署名生效。据说该法律受剑"具有历史意义"和"有广泛意义"等最高的赞赏。《综合控制犯罪法》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三:第一,规定犯罪相应等级的量刑标准与废除假释制度。法官负有根据把罪的严重程度,基于该法所规定的相应等级的量刑标准,宣判刑期的义务。如果脱离该标准宣判刑期,法官必须以书面方式说明理由,另一方面,对于上述量刑,允许检察官与被告人上诉。     

刑事程序对人权的保障

<正> 一、日本宪法第31条规定了在刑事程序上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内容。日本已加入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也就刑事程序上的人权作出了规定。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就是根据这些规定的宗旨而被制定的。然而,在日本这些规定的宗旨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还是有疑问的。最近,一个叫做"国际人权联盟"     

被告人心理状态与审讯策略

<正> 以前研究审讯策略问题时,主要注意力大多放在被告人的气质、性格、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像等心理现象方面。最近,许多学者已着手研究被告人心理状态在审讯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的问题。他们达样做是有根据的。例如,达维多夫指出:"人的哪些心理应用哪些方法来影响,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认为心理状态是心理现象中的一个独立状态。在瓦西里耶夫、多斯普洛夫、杜洛夫、格拉兹林、拉季诺夫、罗什、茨维特科夫等人的著作中,对被告人     

朱某应向谁索赔

一天上午，被告人王某在村里路边摊点上销售未经检疫的猪肉。此时，正值镇生猪屠宰管理办公室主任姜某及稽查员程某、汪某骑摩托车到此地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被告人王某销售的系未经卫生检疫的猪肉，即决定扣押。被告人王某拒不配合，与程某发生了暴力冲突，并用肉钩钩破程某的衣服、钩伤其大腿，后又用刀刺破汪某的摩托车轮胎。由于被告人王某的阻挠，稽查工作被迫中断。     

关于我国陪审制度应当废除的法律思考

我国陪审制度既无历史基础 ,又无宪法依据 ,人员产生程序不规范 ,任职条件太低 ,职权不明确 ,陪审员被称为“聋子的耳朵”、“参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 ,“审”“判”分离 ,陪审成为“陪衬” ,陪审制度在现实中产生严重的“异化” ,因此应当废除。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功能

刑事强制措施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采取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制度设计应当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