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督察与空气质量改善:立足城市情境的效应异质性分析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改善空气质量,尤其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立足于匹配后的地级市数据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平均效应,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尽管在短期内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然而,借助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和随机森林法进一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存在显著的情境差异性:中央环保督察对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具有长期改善效应,且东部城市尤为明显;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越具有长效性;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性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起到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前者的扩张会削弱长期效应,而后者的提升则会强化长期效应。揭示城市情境对督察效应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性的条件认识,也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升其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培养和提升领导干部反思能力

加强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是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培养领导干部的反思能力,是日益复杂的内外形势变化对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发展的新要求,应成为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长期存在"重传习轻思辨"的教育传统影响,领导干部反思能力的培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应正确界定领导干部反思能力的基本内涵,深刻认识领导干部反思能力的培养价值。     

理性的移植:刑事和解本土化新论

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国家独揽对犯罪的追诉权,忽视了作为直接受害人的权利;而且致力于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目的和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方式,也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刑事和解理论的产生恰恰平衡了这一矛盾,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失衡非常严重。在法治化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并尽可能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同时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青少年网络被害问题研究

犯罪预防和控制应立足于犯罪、被害和国家三元结构,被害人是犯罪预防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青少年网络被害包括精神性被害和物质性被害,青少年易遭网络被害的原因与其年龄、生理、心理特征紧密相关,具有网络被害性、加害与被害的互动性和被害的高发性和被害类型的特定性等特征。青少年网络被害预防包括社会被害预防、群体被害预防和个体被害预防三方面。     

情境与多元性——论比较悖论

比较悖论出现的原因是既要同和异共在,又要坚持一个标准.但这并不是说比较悖论只是在与现实不相关的思辨游戏中才会出现,因为实际上.比较悖论总是在不成功的文化比较与主体间的理解活动中出现.比较悖论产生的关键在于忽视了情境作为场的源发作用,而在场外寻找恒定的概念范式,柏拉图理念论就是其代表.对它的突破也因此可以从消解概念范式的栖身处入手,比如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驳斥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     

公安实战案例教学探索与实践

<正>一般说来,案例教学法是一种通过对具体教育情境的描述,引导学员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最先运用于法学界和医学界,后来,管理学界把它引入教学。1910年哈佛工商学院把许多工商管理行业的人员请     

数据主体的“弱同意”及其规范结构

数据主体同意关乎数据保护强度与数据利用效率,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同意原则属于强控制模式,因赋予数据主体绝对化的信息自决权而导致信息流通效率降低与数据利用价值减损。在数据控制与数据利用的张力间建立“弱同意”的概念体系与规范结构,可以通过同意体系地位的降低与规范结构的削弱,对信息自决权产生相当程度的限制,有效解决此问题。“弱同意”的规范结构为“情境合理+拟制同意=合法处理”,其中拟制同意化解了“强同意”因僵硬适用和过高标准所带来的有效性困境,情境合理测试则充分吸收了场景理念和风险认知,使同意架构从封闭走向开放,由此个人数据保护从一刀切的权利分割迈向了激励相容的合作治理。     

犯罪预防体系的第三支柱--西方国家犯罪情境预防的策略

西方情境预防的理论根基包括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政策包括五个方面: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措施,对我国犯罪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     

量刑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单纯提出量刑建议并不等同于量刑监督,检察机关需要关注诉讼过程中一切可能影响公正量刑的因素和环节。量刑监督不是审判之上的监督,需要的是检察机关的深度参与。检察机关在全面收集量刑证据和保障被害方参与量刑过程上负有义务;同时,应当将对法院认定的辩护方量刑证据的真实性和量刑裁判的说理作为量刑监督的重点,只有将二者结合,不断提高自身的调查能力、加强知情权的建设,才能实现促进量刑公正、约束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监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