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财产标准论

本文根据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指出的“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的精神,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实际,对引起财产变化的决定因素、客观因素、政策因素、思想理论因素进行了剖析,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时期内,只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把所得的财产主要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就应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能以财产多少作为判定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权

优先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债权保护制度,目的在于维护公平正义,它通过破除债权平等原则,赋予特殊债权人以优先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实现实质平等。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财产保全的宗旨及优先权制度目的来看,我国现阶段应当规定申请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权利,以实现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 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

律师是受被追诉者的委托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或者进行辩护的诉讼参与人。保障律师享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也就能有效地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本文从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律师的政治和业务等条件，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律师的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被追诉者遇到的困难和对策等方面全面地进行了探讨和阐述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必要与可能

腐败是制约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的顽疾，官员财产申报入法，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基本路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就当下中国，严格说来，仅有相关的党政文件而无真正意义的官员财产申报法。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必要性在于：官员财产申报入法，耦合了官员社会角色担当；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彰显了现代法治精神；官员财产申报入法，体现了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的博弈；官员财产申报入法，顺应了世界治腐潮流。通过文本解读与案例实证，透析现行规定的缺失与立法阻滞的枢要，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入法的主要理路在于：在宪法框架内渐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入法；完善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逻辑结构；健全官员财产申报法的配套措施。     

家庭人力资本及其分割的立法构想

家庭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而积累在夫妻一方或者双方身上,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和技能。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婚姻法应当将家庭人力资本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家庭人力资本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在不同的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下,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是将家庭人力资本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立法设计的价值所在。     

论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

约翰·洛克(1632-1704),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其代表作《政府论》下篇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洛克阐述了他的自然权利学说,其核心是论证资产阶级的追求无限财产的无限权利。本文拟对此加以分析。 洛克首先通过设定一个人类文明社会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来伸张人的自然权利。洛克认为,人性中并没有天生的道德准则,只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趋乐避苦的倾向或欲望。人的这种欲望需要由以奖励和惩罚为手段的法律来制约,否则它就会使人类的行为失去规范,使社会陷入混乱。从这一点上看,洛克与霍布斯的观点是相同的。然而,在洛克看来,以满足自己的欲求为第一需要的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

完善的信用制度是由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组成的，但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却长期缺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要在坚持信用原则、契约原则、法制原则、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有步骤地实施。     

上诉发回重审案件中抗诉权行使之限制

[案情]被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孟某明知是毒品而故意贩卖,一审法院分别以刘某甲贩卖冰毒92.02克、麻古8粒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刘某乙、孟某贩卖冰毒25克、麻古8粒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审判决后,三被告人提出上诉,一审检察机关未抗诉。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重审法院未予改判。此后,一审检察机关在原判事实、情节、量刑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时,以主刑部分量刑适当、但遗漏附加刑提出抗诉,即依法应对刘某甲并处没收财产、对刘某乙、孟某并处罚金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检察机关支持抗诉。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基于“团体人格理论”和民、商事信托分立视角的检视

根据商事信托与民事信托的差异,有必要分别讨论"商事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问题"和"民事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问题"。商事信托是一种财团,因此,商事信托的财产权利应当归属于"商事信托"本身。民事信托的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于受托人。同时,在信托财产是对某物之所有权的情况下,受托人对该物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受益人之受益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可能是债权,也可能是物权。     

农地承包经营权金融化的法理基础

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活跃农村经济,应当实现农地金融化.并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金融化也有法理基础作为支撑.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上被定义为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依法对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转让,享有收益,财产性属性明确.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在应然层面上并不是一种社会保障,不能以社会保障为理由而长期限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金融化.再者,将经营权金融化,并不影响农民从集体处承包土地的权利.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金融化并不存在法理上的不符逻辑与实践操作中不能实施.农地金融化对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