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常见问题及破解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着手于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标志着裁判文书公开进入全面开放阶段。裁判文书公开,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司法公开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裁判文书的制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裁判文书的受众越来越广,法官不能仅仅将裁判结果向当事人展示,也需要将整个审理过程及结果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的改革和提升迫在眉睫。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

裁判规范是法官在司法中援引或运用一定规则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范。裁判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官援引一定规范所直接形成的裁判规范；另一种是法官运用一定规范而构造的裁判规范。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既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作为裁判规范，也可以被法官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原材料”加以运用。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些制约性条件，需要法官识别民间法，也给法官增加了论证义务，以便使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或者以民间法为据构造裁判规范时，获得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接受。     

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首审刑事抗诉案

正为适应新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需要,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于今年年初分别成立了知产一庭和知产二庭,将原属于刑事审判庭审理的侵害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案件归由两个知识产权庭审理,实现了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新模式。     

关于法院民事审判与执行的几点建议

民事审判与执行是当事人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途径，要做到审判公正与执行有力。由于判决书是法官根据事实依据法律做出的具有执行力的判断，为维护司法的权威公正并使当事人信服，判决书应进行充分说理并应将合议庭的不同意见表达于判决书中。为使法院的执行工作更有效率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民事执行中可推广分段执行机制以及法院应在执行工作中对当事人释明。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法律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上述条款通常被视为对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审判人员不能准确理解和适用该条款，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裁判，影响了案件审判质量的提升。     

关于司法裁判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司法裁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律(解释)的适用方法和规则等微观领域,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司法实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互相缠绕,不仅司法裁判的方法面临着     

私权所在 公权所止——民事检察视域下的公权与私权关系

正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两个公权力机关,即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这种制度设计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民事检察工作非常富有实践性与创造性,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我国民事检察权体现的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监督,实质上是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制约。因此,民行检察不仅需要研究较为宏观的制度层面的问题,还需要协调与把握好公权私权的关系。一、对民事检察权性质的再认识     

生命的理由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大花园里有一间小屋子，屋子里住着一个盲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照料这个花园，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却把花园侍弄得非常好。一年四季．花园里总是一片姹紫嫣红。     

裁判、和解与法律文化传统——ADR对司法职能的冲击

当ADR裹挟着"和解文化"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司法系统均遭到巨大冲击,正式性司法一头独大的局面被改写。随着国家干预纠纷的手段由暴力强制转向和平协商,司法职能亦由裁判走向和解。无论基于结构性原因抑或传统及意识形态,ADR及其和解理念已经进入各国的司法领域,导致审判的衰落与和解的增长以及法官角色的更新与法院性质的嬗变。和解在司法领域的兴起虽具有政治、社会及法律职业等方面的正当性,但司法裁判的价值仍旧不容忽视。可以说,司法职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正式性司法与非正式性司法相互渗透的历史发展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系统正在从单纯的公力救济领域变成公私合作的场合。     

“让审理者裁判”须整备行政诉讼环境”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纲要》）提出45项改革举措，让人们看到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曙光，值得予以高度评价。而要真正实现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目标，则需要切实整备其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中国行政诉讼在实践中遇到“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以下简称“三难”）等突出问题，某些地方法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不敢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生效行政裁判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三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被认为是所谓“司法行政化”和“法院地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