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羁押措施的完善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

在我国,逮捕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逮捕与羁押不分导致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并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借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分离逮捕与羁押两项措施;通过论证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来降低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从"确实充分"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确立羁押的证明标准(明晰而可信的证据);并建立健全与层次性证明标准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使其自成体系,以期实现侦查效率价值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平衡。     

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在京挂牌

<正>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11月6日正式挂牌履职,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后,我国成立的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从6日开始受理案件。     

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

在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发生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破产、上市公司破产和公用企业等特定主体的破产案件。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的特点表现为,某些行政权前置于司法权、某些行政权配合司法权行使、某些行政权参与司法权行使。金融机构提出破产申请前是否需要经过监管部门行政批准,要区分不同情况做出立法安排。上市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则不必进行事前的审批。在破产启动后,司法权和根本性行政权在交互涉及领域的关系的处理上,应当以司法权统一裁判为原则。     

当好试验田 凝聚源动力——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扎实推进人民法庭工作改革纪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司法改革在更深层面作出了更加具体的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司法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路径。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审判单元,既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任务的重要承担者,也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积极探索者,必须充当好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造经验,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各项改革工作提供强大的源动力。     

关于民事裁判文书制作的几点思考

因受制于1992年诉讼文书样式的既有规定,实践中,民事裁判文书陈旧的首部格式无法彰显程序公正。正文内容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违背"法官中立"的司法原则,语言的不规范损害了文书的严肃性,已成为司法改革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应以程序公正为原则修改民事裁判文书的格式、以实体公正为原则改革文书正文部分的内容、以法律术语和书面语体为标准规范文书用语。     

民意如何进入司法判决

在我国,民意一直是司法裁判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无论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官(兼职法官,主业是行政官,俗称父母官)通过"衡情度理"来断案,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1〕还是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形成的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走群众路线"的"大众化司法",民意都曾经作为司法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存在。     

裁判理性与司法权威

纠纷解决是法院所承担的核心社会职能。在纠纷解决当中,裁判理性是司法裁判理性化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内在动力,需要在权衡各种复杂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同时,裁判理性的展开总是面临着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和反思,并集中在“落实规则治理和审判裁量”之间的调适状态中。在裁判理性的具体展开中,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关涉裁量正义的最终实现。人类理性化的发展是不可抑制的,而司法的技术权威是司法权威建构的重要来源。     

世俗公诉源自宗教裁判?——大陆法系公诉制度起源辨析

近年来,受某种"英美中心主义"史观的影响,我国学界普遍将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认定为大陆法系公诉体制的源头,在未经严肃论证的前提下,这一观点及其附带的种种推论迅速流传,对诉讼法学、法律史学以及新兴教会法的相关研究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误导。本文以近代早期法文文献为基础,对大陆法系公诉制度的起源、发展过程、早期结构和运作机理进行了系统性的展示,以期辨伪析疑,为后续研究探寻一条更为规范的文献和法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