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书怪才辜鸿铭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晚清民初人辜鸿铭,精通中学西学,能操多国语言,一生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那时的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从历史上三次文化交流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至少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周蛮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融合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结果是汉代新儒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第二次开始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其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再一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第三次开始于清代后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东传,融合还未结束,争论还没有结果,但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观念文化层面.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应该将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嫁接到中华传统的观念文化之上,构筑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体系.     

《万国公报》对康梁变法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宗教报刊《万国公报》在宣教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大量西方知识,在不断改革中逐渐演成为一份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倡导变法的政治报刊.从而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新运动--康梁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万国公报》对西学的传播和其变法主张中体现.     

论洋务“西体中用”文化观

"西体中用"文化观作为一种洋务思潮,将其落脚点放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从而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流变及特点来看,它是对中体西用论和西学中源论的发展,而发展中有突破,突破中有保留,并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它终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关系论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理论根据大致有四种 :西学中源论、民族性的延续论、心物论和本土资源论。这四种学说不仅本身存在诸多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首先必须跳出文化争论的误区 ,并以制度架构为突破口。     

出入经史之间 定鼎法学新风———沈家本先生法律思想的学术源流探微

沈家本所处的时代 ,一方面 ,文字狱的收敛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渐渐开放 ,太平天国运动又冲击和破坏了江南考据学的根据地 ,清初以来的考据学逐渐衰落了 ;另一方面 ,随着西学的输入和经世意识的影响 ,传统的“旧学”体系一点一点发生了裂变 ,“新学”在不断统摄西方输入的新思想而又猛烈抨击“旧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文试图从旧学、西学、新学的角度逐一分析沈家本法律思想的源流关系 ,以了解造就一代法学宗师的精神和学术因素 ,并由此解释沈家本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和修律的深远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儒学、佛学与西学

中国从近代开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中西文化的交汇、太平天国运动的勃兴,打破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格局,出现了儒学、佛学、西学多元之对峙、相反、相依而相成的文化局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外乎是:儒学中的今文学派“援释入儒”或“逃儒归释”,佛教出现复兴转机,在自我更新中沟通中西,融儒而化西;民间儒学叛逆者乘势而起,援引西方基督文化以反抗皇权,掀起农民武装革命。     

李贽与西学

李贽晚年阐说《诗》义、发挥《学》《庸》、精研《易》理,似可看作是对利玛窦以基督教义来“合儒、补儒、超儒”的回应;他以华夏民族为天神之子,是对罗明坚宣扬的“圣灵降孕而生耶稣说”的回应,亦似可看作力图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之义来批评各种求媚于鬼神的迷信活动和假道学的大言诓人,畅论不可谓祭天为祭理,亦不可谓祭气,是对利玛窦学说的发挥;其《明灯道古录》着力表彰与基督教哲学最近似的墨子学说,似乎也有寻求与西学的会通、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意味;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九正易因》,从“万物统以乾元”推出“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因而“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更展示了一种以哲学代宗教的新思路。     

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法理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西学的传入、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密切相关。法理学西来并逐渐发展之日,正是传统法律在中国解体并断裂之时。近代中国的法理学是在批判传统、吸纳西学中形成的,所以其少有传统的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的法理学逐渐开始了与传统的结合,思想家们对传统法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努力探索着中西法理的融合之路。     

接续与转变：民国史学观念演变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密切相关,其史学观念以及方法论在承接传统民族史研究的同时,更多是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民族史学经历了从传统民族史研究向近现代化民族史研究的转折,并为之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延续与转变也折射出民国史学乃至社会的近现代化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