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与利益盗窃的实质认定

对于使用盗窃、盗窃欠条、勒赎盗窃等行为人所获利益和物本体价值不同的场合的定罪处罚,一直是理论与实务中的难题。目前的探讨大多从非法占有目的角度展开,形成了“综合说”“排除意思缓和说”“利用意思缓和说”的观点。但在我国的立法背景下,现有学说要么在理论上不自洽,要么在处理结论上会出现处罚漏洞或罪刑不均衡,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德日盗窃罪构成要件框架的思维束缚。我国盗窃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利益）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应当基于法益的要保护性和盗窃罪的本质进行实质化判断,该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无须诉诸主观构成要件。     

“四个改革”助推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国发[2022] 2号文件赋予贵州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战略定位。着力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贵州可以在效率改革、机制改革、资源改革、治理改革领域发力,有效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国企国资改革、营商环境优化。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行政处罚构成要件法定原则的逻辑展开

我国行政处罚法对处罚法定原则的制度布置偏重于法律效果侧面,对构成要件侧面较为忽视。构成要件法定可分解为违法行为法定和要件要素法定两个维度。在违法行为法定维度,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拥有违法行为的创设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仅能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授权立法或执行性立法补充设定部分违法行为。在要件要素法定维度,应秉持相对法定主义,容许立法设置空白要件和不确定法律概念,但应提升空白要件的明确性,并构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规则。基于“行为—要素”框架的处罚要件法定原则,具有运行封闭和认知开放的特点,有助于保障行政处罚系统在维持自主运作的前提下动态调适。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素与结构北大核心CSSCI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覆盖、全方位的民主,其中蕴含着民主主体、客体、程序等要素,形成完整的结构。全链条是指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成的复合程序,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完整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客体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又包括国家、社会、群众等各个层次,是全覆盖的民主。全方位民主以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四套班子为依托,将民主贯穿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之中,是全方位的民主。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素与结构的进一步认识应该从实践出发,满足理论饱和性的要求。     

城镇化进程中贵州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现状、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2021年底贵州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15%,城镇规模不断扩张。与此同时,贵州城镇人口承载力、内需带动力和发展竞争力逐年提高,一些重要城市的能级、首位度和开放度也随之提升。但也应看到,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人口、产业、财富、交通等各类要素流动加快,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其隐蔽性、突发性和耦合性明显增加,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灾难性的特点,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也对地区稳定和社会舆情态势构成一定的挑战,公共安全治理难度加大。     

开启新时代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思想禁锢,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亿万国人终于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的内耗和内斗的时代,可以理直气壮地讨生活而不必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回首来时路,世人公认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自那以后,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在数量庞大的低成本而又守纪律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等要素成本、较强地引进吸     

美国经济的“治理之道”

<正>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资本市场、页岩气革命、移动互联网、3D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浪潮的带动下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重新踏上缓慢但稳定的增长轨道。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却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沉浮跋涉,忍受着增长减速、出口下降、内需不振、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业低迷等重重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奋发有为,面对改革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