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庄严写入《宪法》,建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被列入时间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发展历程,论述此体系的构成,分析它的特点与缺陷,最后认为,我们建成的法律体系只是做到现阶段需要法律调整的各主要社会关系领域都已有法可依,它还不完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     

“统管”机制的贵州探索

作为夯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基础的重要举措,贵州在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特区)开展了"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简称"统管"),成效显著,得到了中央领导、中纪委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的关心、肯定与支持。5月12日,贵州省纪委监察厅向中纪委上报了《关于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管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作出批示,要求"高度关注派驻机构的管理方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也分别作出批示。随后,省委书记赵克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对贵州省统管工作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     

对提案工作的两点思考——以扬州市江都区政协为例

提案工作作为政协的一项全局性工作,是委员履职最便利、最普遍使用的一个经常性抓手,是政协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载体。多年来,提案工作存在"三重三轻"现象,即重数量,轻质量;重交办,轻利用;重答复,轻办理。对政协提案"怎么看、如何办"?通过对扬州市江都区政协提案和提案办理工作的分析与思考,我们认为政     

海峡两岸承运人责任基础比较研究——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鹿特丹规则》制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取代现有的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以真正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国际统一.在内容设计上, 《鹿特丹规则》对于既有的相关国际公约既有适度传承,更有革新性发展.例如,在承运人赔偿责任基础这一问题上, 《鹿特丹规则》表现出与现有三大公约迥然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国际海事运输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之集大成者, 《鹿特丹规则》的革新性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海商法》和台湾地区的“海商法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两岸海事立法可借鉴《鹿特丹规则》,在将来适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国际海事运输法的发展.     

中国刑法分则最具权威和实用价值的力作 《刑法罪名精释(第四版)》评介

正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和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由周道鸾、张军任主编,熊选国、高憬宏任副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小组成员撰写的《刑法罪名精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名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由人民法院出版社首版发行以来,深受广大理论研究人员和刑事司法实务人员的欢迎和好评,并荣获中国优秀法律图     

法国2013年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评述

法国2013年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对强国在热点地区博弈、弱国的走私贩毒恐怖活动等都对法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评判下，提出了依靠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推动欧盟共同安全防务、全面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等政策，并采取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情报侦察能力、进行核武器现代化改造等措施来实现欧洲和北大西洋以及中东地区的稳定。     

提高“基础”课教学实效性的探索与实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在高等教育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基础”课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此，我们对这门课程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考试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     

深入把握“共同理想”的价值功能

理想是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构想,它表达的是人的一种信念和愿望。共同理想是一个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和期待,是凝聚全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是人与社会的价值共诉,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基石。共同理想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     

生态危机的社会伦理根源

正生态危机发生实质是人类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索取和争夺而导致的;生态危机发生的社会伦理根源是技术理性的扩张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消费主义的盛行加重了对自然的消耗与污染、功利主义的漫延导致代际自然资源分配不公;要缓解人与自然日趋紧张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依靠科技、经济手段,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改变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出发,用价值理性自觉地调适技术理性的非理性倾向、改变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摒弃发展理念的功利主义,从而调节好人与人     

乡村治理中党的领导问题——基于成都村民议事会制度的分析

我国在农村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它相对于其他民主内容更加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与科学指导。随着村民自治向纵深推进,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和自治能力的提高,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机制的完善,都在客观上对传统意义上的党的领导产生了一定影响。新形势要求我们既要清醒地坚持党的领导,更要明智地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重新赢得在村民自治中的主导权,通过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积极融入到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中,实现党的领导与自治民主的共生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