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的竞争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政府也具有竞争性。这种竞争来自于政府之间的竞争、各级政府内部的竞争以及在公共部门中与私营组织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各级政府必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强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通过公务员竞争机制保证政府运行效率,同时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事业或产业中的非自然垄断环节引进竞争。     

论我国民事诉讼主体结构的垄断性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垄断表现为法官对司法业务的垄断、诉讼当事人一方对诉讼或和解的过程及结果的垄断,以及律师对当事人诉讼代理服务的垄断。这些垄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影响着诉讼的正当性和效率性,必须从诉讼制度上加以纠正。     

日本的经济宪法——垄断禁止法

<正> 日本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也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上了经济民主主义的道路,并以此为基本国策,逐步健全了经济法制。一九四七年颁布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     

循环经济语境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企业社会责任看似属于道义上的责任,但在循环经济的语境下,企业所负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具有道德性,更具有法律性,这是法律规制的基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实际情况与循环经济的要求背离很明显,这是法律规制的事实依据。故企业社会责任理应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规制,重点是经济法的规制。     

论“信息陷阱“的法律规制——以手机和固定电话信息服务费为视角

随着通信和网络功能的不断完善,网络信息服务市场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消费方式也不断被数字化和网络化了.网络发展迅速,而相关法律滞后,给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带来了隐患.网络信息服务商利用法律空白设置"信息陷阱",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加强网络法律问题研究和相关立法刻不容缓.     

行政性垄断与我国未来反垄断立法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反垄断立法。根据垄断的产生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垄断分为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行政性垄断构成了对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主要危险,因此,未来我国反垄断立法必须将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其首要任务进行重点规制。     

光储存专利技术发展与反垄断审查的历史思考——探析与3C成员以及3C集团相关的反垄断案例

知识产权与竞争规范都应服务于国家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政策目的.对于创新经济,知识产权独腿难行--它常引发市场垄断,限制竞争.为保证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动态的竞争,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总是伴随着它的发展.因此,知识产权并不是创新制度的全部,TRIPs协议也不是发达国家赐福给发展中国家的"福音书",保佑发展中国家实现创新型的经济.光储存技术发展的足迹,为具体理解竞争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在技术发展早期,反垄断规制给予各种企业间的协议以更多的宽容,即使它们有相当的限制竞争的嫌疑.到技术趋于成熟,标准制定和专利联合许可时,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问题才突出和重要起来.与MCA,Philips,Sony,3C集团相关的反垄断审查和诉讼,多数发生在光储存技术成熟后,而且案件的影响往往还跨越国界.它们揭示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规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取向创新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反垄断法出台正处于关键的阶段,本文希望通过对光储存技术发展的部分历史的考察,有助于引起立法者对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的充分关注.     

迈向合作治理: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制度边界及优化

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过程,其实质是在治理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性问题。借助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会发现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共同构成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与保障,同时也是平台治理的重要制度资源。任何一项制度资源的投入会随着制度实施的环境条件以及制度执行者的价值观念变化而产生制度成本与效益的边际效应,这就为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的功能范围设定了制度边界,因而需要优化配置制度资源的投入和组合。而国家法律和平台规则的互嵌性,以及国家法律与平台规则在服务于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目标耦合性,也就决定了国家法律和平台规则之间存在制度合作的空间。因此在平台经济治理中,通过审慎评估国家法律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实施效果,有效吸纳平台规则的治理优势,优化政府监管执法资源投入,可以有效形成合作治理的平台经济秩序。     

试论行政垄断的危害与中国反垄断立法的选择

行政垄断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贯穿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机制、公众的合法权益、社会公平与公正、政府威信以及对WTO的承诺等方面.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为此,中国在未来的反垄断立法中,应当反行政垄断:既要反行政垄断结构又要反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执法机构既要有行政机关又要有司法机关;既要追究行政垄断的行政责任,还要追求其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对其进行治理根除,已经迫在眉睫.行政垄断存在双重违法性,其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膨胀和对私权的干预.行政垄断规制悖论的产生,理论根源在于经济法、行政法部门法划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调整范围上的重叠.因此在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时要坚持法律规制为主,系统监督和党纪监督辅助结合、反垄断法与行政法互相配合以及坚持结构、行为与结果认定行政垄断三原则,在具体的法律规制中通过调整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范围的界定、调整行政诉讼法和宪法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以及建立行政垄断的责任制度来逐步根除行政垄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