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直面司法疑难案件的双重历史面向

司法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就是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就能得出可接受性结论的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一般案件，都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不会聚光为舆论的中心。但是疑难案件不然，疑难案件超出了一般案件的职业性之外，它提出了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普适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     

地方立法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地方立法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探讨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订后,赋予了设区的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的立法权限,这有助于各设区的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更符合本地区实际和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     

《人民司法》注释及引用体例

1.注释采用脚注方式,每页注释独立,以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识。(1)著作引文注释作者或编者:书名,译者,出版社及出版年份,版次,页码。①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44页。②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39页。     

当事人真实义务立法与民诉法诚信原则的裁判适用

当事人真实义务与民诉法诚信原则,不管在理论上的涵摄关系如何,二者都具有同质性,在立法上具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说明的效果.新《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诚信原则,迄今在裁判中被援引适用的情形极少,这从侧面说明,真实义务原则的立法在我国当下并不急需,也无实效.在现有民诉法框架内,通过直接援引适用诚信原则条款和强制措施来规制当事人的虚假陈述,条件成熟时再将诚信原则的适用主体予以细化,并对虚假陈述的具体制裁或程序救济予以完善,不失为明智和务实之举.     

举证责任倒置:一个迷思概念的省思——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为中心

"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化与命题的中国化,折射了理论研究的盲从及裁判实践的功利化倾向。我国民事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承袭且实际沿循了"规范说"原理。"举证责任倒置"是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且随实体法配置举证责任的成熟化应逐步隐退的概念。隐退或转化的逻辑在于"倒置—修法—正置",即被"规范说"开放体系吸纳的过程。它并非是"新的"另类特殊规则,实体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对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只是借由实体法规范将具有减轻或免除责任情形的举证责任"具体化"于该方当事人而已。实则是立法者将客观举证责任的预先配置权集于自身,体现的依然是"规范说"之逻辑。在方法论层面,法官适用举证责任分配法则时,应严格按照位阶的高低适用,适用客观举证责任分配时不享有自由裁量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少争议。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认定,可以采用推定明知的方式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主观心理态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是否要以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要求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但须严格达到帮助对象人数众多或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在帮助对象构成犯罪外,对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且行为人未在其业务范围内尽相应注意义务,才可定罪。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无事前通谋为界定标准。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事先通谋的,应对行为人直接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罪行的共犯进行定罪处罚;而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事先没有通谋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环境保护禁止令之适用审视

实践中以"环境保护禁止令"之名所作出的司法措施,其实质是涵盖了两种性质完全迥异的规范;作为民事行为保全性质而适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沿袭了民事行为保全制度的基本规则,但缺乏突显自身独特性的内容扩张;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性质而适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规避了一般程序下时耗所致的不利影响,但仍需正视与处理创新性适用引发的失当与冲突;针对适用混乱、统一性缺失等实践中的不良表症,环境保护禁止令适用的宏观调整方向应当为注重适用的规范化及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