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

由于我国国民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大多数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诉讼经验和诉讼技巧,且在诉讼中居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因此构建我国法官释明权以救济当事人诉讼能力的欠缺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本文从法官释明权的定义、特点、不同法律阶段中释明权运用中的不同等方面阐述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论对善意在先使用商标的保护——以“杜家鸡”商标侵权案为视角

商标先用权制度是商标法为克服登记注册制度的缺陷,弥补申请在先原则的不足而设计的一种补救措施,其目的在于平衡商标注册人和在先使用人的利益。商标先用权设立的意义在于保护在先使用人因对在先商标的持续使用而赢得的商誉,不至于因注册商标的出现而使其商誉归于无效。因而在奉行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的诉审关系

在现代法治国家,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的,二者不能混同.法院不能承担控诉职能,起诉也不能对判决产生预决的效力.然而,我国控审角色经常发生混同,控审不分的现象着实常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检法机关分享着共同的"作战目标",打击犯罪等同于正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再加上两机关权力的同源性使得诉审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携法律监督权,凌驾于法官之上,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影响法官独立办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法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院,法官也不能真正独立作出裁判.对此,如何转变司法观念,真正落实控审分离,对于理顺诉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监督功能——以查阅权的共益性为中心

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是股东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不仅对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保障公司会计账簿等财务文件的适法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围绕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的争诉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多有发生,法院判决的内容不仅不尽相同甚至观点截然对立,从而凸显出对于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制度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争议。应当明确将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确定为一种共益权,理顺该制度的理论基础,鼓励股东积极行使权利,从而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更可以完善股东权结构,进而对公司经营监督的强化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拒证权的取与舍——由一则案例谈起

[案情简介]2002年11月21日晚6时许,山东省诸城市芦水村村民黄福兰和邓少海两家发生冲突,后两家人互殴在一起,黄福兰之子孙卫东趁现场混乱之机,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邓少海刺伤,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后,黄福兰在警方调查时,拒绝指证其子孙卫东将邓少海刺伤致死,而主动承认系自己所为。尽管疑点重重,但无人证实孙卫东的犯罪行为,故将黄福兰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2005年1月21日,孙卫东在良心的谴责下主动投案自首,此案遂告破。[法律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而案中黄福兰宁愿自己顶罪,也不…     

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几点感悟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目前有关单位和行业正在组织学习和讨论。本人愿借《电子知识产权》月刊的版面谈一谈对《条例》中某些规定的理解,也算是个人学习《条例》的心得体会,以此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出借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同于出租、出借行为,也不同时构成出租、出借行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信息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而出租、出借不具有这种性质;二是出租、出借涉及复制品,而《著作权法》和《条例》没有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涉及“暂时复制品”。区分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     

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     

把握好限制公民平等就业权的合理的度——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招致质疑说开去

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限制了四类特殊公民的平等就业权。从权利限制的依据看,它由行政法规作出,违背“非法律不得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从权利限制的本质看,它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构成对平等原则的违反;从权利限制的程度看,需要采用比例原则的视角,均衡成本与利益,采用更小限制的其他手段。该条款对平等就业权的不当限制,根源在于其违背了不当联结禁止原则。修改这一条款,也体现出宪法上宽容原则的要求。     

法治推进中的若干现象评析

法治建设和推进举措应遵循法治的基本规律。各种不同的主体只有定位合理、适当,才能避免角色错位;党组织应加强政治领导,避免不当干预;立法机关应当好立法者,不宜行使裁判职能;行政机关应突出其行政职能,防止政治化倾向;司法机关应在公正之下实现“为民服务”的功能;地方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不得泛化“法治”区划。     

量刑正义的程序之维

量刑权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内容,如何正当行使量刑权是一个关涉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双重界面的重大课题。量刑问题在理论上纷争颇多,在实务中也未获理想的解决,与我国量刑权的程序运作模式不无关联。本文在参酌两大法系关于量刑问题的程序处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建立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的关键是设立量刑答辩程序并严格贯彻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