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语境中的人格权

人格权的发展史就是从人格中逐步独立的历史,人格权的诞生和体系化就是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关怀的标志。继受德国法而来的中国民法,应当将这种体系化的权利纳入民法典之中,因为这是潘得克吞体系权利本位的法典构造模式的逻辑要求。     

巧解“天下第一难事”——上海市杨浦区动迁基地党建联建工作侧记

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旧区改造的高速发展。拆迁工作,这一惠民之举,本该万民欢迎,然而因多种缘由,却成为了矛盾多发领域。纠葛、冲突,仿佛成为了拆迁工作的代名词。不少人将拆迁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     

创设积分制 提升战斗力

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党工委创新党员日常管理模式,推行党员履责积分制,有效解决了党员管理中“学习难组织、考核难量化、成效难体现”的问题。     

保持作战部队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

近年来,作战部队基层干部队伍整体流动较快、调整面较大,加之在干部计划管理诸多方面把关不够严、标准不够细、落实不够好．导致基层干部队伍组织稳定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造成了一些基层人才流失。为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四总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把保持组织稳定作为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以管住为基础,管活为保证,管好为目标,确保部队全面建设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现代解诗学视野中的穆旦诗歌

从现代解诗学的角度,考察穆旦诗歌在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地位与其实际的诗学成就形成矛盾的深刻原因。通过对诗人穆旦的个案分析,在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中重新认识现代解诗学内涵的不足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完善与补充。     

旧词新用之名词动用探赜

名词动用,古已有之.在现代汉语中,一直有很强的再生产力.近些年,在书面语言中,就出现了很多名词动用的新例.名词动用的语义基础是名动包含结构,汉字见字知言的表意性,以及词义的激活和扩散功能.动化的词从指称转为描述,依靠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识解,主要是转喻的视角化.转用后意义的准确把握有赖于语用推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适量准则...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     

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现代性及其限度

民法典编纂始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于2020年3月全国人大进入最后审议阶段。回顾民法典编纂进程,交锋激烈,有理念冲突,有体系之争,更有制度辩论,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民法的现代性命题。本文从民法典编纂的社会基础、基本原则演化、知识产权入典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四个主要维度,对此核心命题进行简要回顾和梳理,重点展示民法典编纂的现代性及其限度,旨在深化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以期对当下及今后的国家法治建设有所贡献。     

法典化浪潮下我国教育法法典化路径研究

教育法法典化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长远来看,我国应当以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形式完备、内容科学的教育法典为目标,借鉴《民法典》的编纂经验,基于现实基础以实质法典化为基本形式而做出阶段性妥协,采用适度法典化的策略,坚持体系化“适度化”、开放性“适度化”和阶段性“适度化”的原则,基于实际需要和限度,以最大体系化程度为目标建立制度框架,实现教育法典形式上的统一,并适时完善。     

法院·法典·法理——读《清华法学》第七、八、九辑

《清华法学》第七、八、九辑分别以最高法院、法典化、法律现代性与法学教育为专题同时推出,表面看来,颇有呼应时下法制建设有关司法改革、民法典立法、法学教育等热点话题之意。但各辑文章之立意,却寻求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平衡,追求学术自身的理性品质和深度。第七辑“最高法院研究”专号,专论部分六篇论文,中外各三,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宏观与微观的描述分析,可使读者对法律帝国之心脏———最高法院的旧貌和新颜、内部和外观、静态和动感有较为真切的察觉和感知。第八辑“法典化研究”专号的用意,似欲容纳尽量丰富的观察视角,所刊文章关系到法典化的“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作者们或在法典化的文化和政治因素落脚,或在法典化的技术和学术史着墨,或从法典化面临的现状、历史和可展望的前景进入。第九辑“法律现代性与法学教育”专号,特稿基本来自2005年春夏之交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法理学与法律现代性国际研讨会”。以“国际研讨会”的形式,交流而“较劲”,介绍又借鉴,展现了切磋琢磨的学界真谛。本刊特别选载一组针对《清华法学》这三辑的评论文章,意在对《清华法学》所倡之学风给予呼应,并祈学界同仁就更多的方面展开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