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构我国多元、高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伴随着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与复杂程度的日益增加,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有必要研究借鉴美国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经验做法,探寻在知识产权解纷机制中合理运用ADR的制度选择,重构我国多元、高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将“共享法庭”打造成基层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的核心载体——以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江口法庭的司法实践为样本

<正>一、人民法庭参与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的现实困境当前基层多元解纷不是缺乏力量,而是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不是缺少人员,而是人员混杂缺乏必要的技能、技巧和知识储备;不是缺少工作机制,而是各项工作机制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效。（一）现有多元解纷力量有待整合、赋能和激活一是渠道之间协调不畅。尽管地方已经建立了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心”）,但各种调解资源之间的信息联通、     

全国首个金融案件 多元解纷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

12月15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人行营管部、北京银保监局共同签署《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合作备忘录》,同步上线金融案件多元解纷一体化平台,为化解金融纠纷提供绿色通道。     

论乡土社会的解纷规则及其优化配置

在乡土社会,人们依据各式各样的规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制定法和习惯法、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潜规则皆是被选择的对象。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表明:如果将一切乡土冲突都强行纳入制定法的统辖范围,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为了在乡土社会推行现代法治的同时不致破坏其秩序,就必须实现解纷规则的优化配置。     

行政调解概念之实在法分析

清楚地界定行政调解的内涵和外延,是科学构建行政调解制度的基础,而行政调解构造性的矛盾使得难以为其精确地定义。因此,应该放弃在现行行政行为体系中为行政调解寻求定位,着重其本质功能,采用最狭义的行政调解概念,突出政府调解职能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独立价值。     

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研究

涉诉信访制度是我国多元化解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整的制度构建。涉诉信访的终结机制作为打开涉诉信访制度的突破口,亟须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各级法院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不同的终结机制,为整个制度的整合与完整提供了实践支持。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     

调解与仲裁中的状况性因素

调解与仲裁都是以自愿协商为基础的解纷机制。在调解中当事人自始至终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仲裁中当事人为纠纷的解决设定了整个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框架。因此,可以说,调解是当事人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仲裁是当事人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然而它们都是由状况性因素所左右的解纷机制。     

常识与理性（四）：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发挥作用的程度通常受制于行政和社会自身之解纷机能的出色作为。故此,应当理性地正视司法的有限性;并树立＂综合司法改革＂理念,在定位于最后屏障的前提下,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之中,正视并充分整合行政与社会自身之纠纷调处资源,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局。     

自治与法治的契合——对行政解纷机制效能最大化基础之探讨

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由行政机关担任居中裁判主体的行政解纷机制因具备多重价值而逐渐凸显出优于其他解纷机制的特点。但事实上,行政解纷机制理论预期上的优势却尚未能在实践中得以全面实现,即尚未发挥其最大效能。若以自治为行政解纷机制构建之基石,以法治为行政解纷机制运行之保障,二者的契合将使行政解纷机制效能最大化的实现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