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与仲裁中的状况性因素

调解与仲裁都是以自愿协商为基础的解纷机制。在调解中当事人自始至终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仲裁中当事人为纠纷的解决设定了整个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框架。因此,可以说,调解是当事人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仲裁是当事人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然而它们都是由状况性因素所左右的解纷机制。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探索高效解纷新路径

近年来,无锡市新吴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通过强化机构整合、优化处置流程和深化数字赋能,积极探索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新路径,创新打造了基层治理的新模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治与法治的契合——对行政解纷机制效能最大化基础之探讨

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由行政机关担任居中裁判主体的行政解纷机制因具备多重价值而逐渐凸显出优于其他解纷机制的特点。但事实上,行政解纷机制理论预期上的优势却尚未能在实践中得以全面实现,即尚未发挥其最大效能。若以自治为行政解纷机制构建之基石,以法治为行政解纷机制运行之保障,二者的契合将使行政解纷机制效能最大化的实现得以可能。     

农村纠纷解决--对一起水库案的实证考察

文章秉持实证的态度,将一起西部农村水库案作为切入点,力求以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导引,在分析国家正式解纷机制的基层化生存态势的基础上,认为应当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建构多元化、本土化的解纷机制,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纠纷,以实现农村解纷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和出路.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派出所解纷权——以一起自杀式讨薪案的处置为例

自杀式讨薪行为是一种底层的不"体面"、不"正规"、不合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以扩大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这类含有暴力因素或有危害公共秩序之虞的因素的民间纠纷,成为当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主要项目。民警在这类案件中的功能,主要是充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控制者、缓冲者、疏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派出所的民间纠纷解决权,是底层大众解纷需求的产物,以此为核心的派出所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映了底层解纷机制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金融纠纷诉讼调解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以上海为研究对象

上海市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实践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公权力机关大力强调调解方式的全面贯彻与运用,对其解纷效果抱以很高期待;另一方面,诉讼调解的现实功用较为有限.本文主要对影响当事人选用诉讼调解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进而破解上述困境.就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制度而言,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初创企业对诉讼调解方式的偏好是促进诉讼调解方式发展的因素;解纷市场主体总体上对诉讼调解方式的不偏好是诉讼调解方式难以得到广泛运用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因此,解决上述困境的路径是限制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发掘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需求,根据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真实需求发展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翔安法院 从“好厝边”到诉非联动的解纷迭代

在闽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千金难买好厝边。”其中,“好厝边”是“好邻居”的意思。早在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就探索创建“无讼社区”,建立“好厝边会所”,开始了将闽南邻里友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的早期探索。2017年,在“好厝边会所”的基础上,“好厝边”多元解纷平台上线。     

海事典型案例 助推中国成为网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海风吹过2020,留下一串串海事审判的足迹:大力实施精品审判战略、探索建立海事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推进海事法院信息化建设……2020年,各海事法院及其上级人民法院克服疫情影响,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服务型政府的行政裁决职能及其规制

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公共行政的理念和内容发生重大的变化,行政裁决在解决民事纠纷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解纷行政重要手段的行政裁决应当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仅应当完善其制度本身,而且应当拓展其领域。就行政裁决制度的规范而言,除了应重视本身的制度建设外,还应当关注行政裁决的基本内涵、司法化、概念的转换等基础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