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冲突类型看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走向

以是否整体对抗、主体民族的对抗、民族量能三大因素的综合性标准,可把民族冲突划分为下列4种类型:主体民族的冲突、跨界性民族冲突、移民性民族冲突及文化传播性民族冲突.巴以冲突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民族冲突之一,属于具有整体对抗性的主体民族的冲突.据此,未来巴以冲突的解决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对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不应持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的态度.但"仇必仇到底"决不是出路,"仇必和而解"才能使巴以双方最终获得双赢.     

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思想探析

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论述，提出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标志着马克思已最终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研究马克思的这一重大思想转变仍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思考

时至今日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民族地区普遍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返贫情况严重。造成民族地区脱贫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然区位，人文社会、机制等制约因素。本文并就此制约因素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相关对策。     

政府解辩性责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途径

政府及其官员不仅必须为其行使权力的过错行为承担惩戒性责任,而且也必须积极回应民意,就其角色、地位、职权和行动及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等进行公开的解释、说明和辩护,履行＂解辩性＂责任。解辩性责任是民主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也是由政府及其官员特殊的身份、地位、职权及行动方式等决定的。解辩性责任缺失的原因复杂而又晦涩,既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与解辩性责任的特殊要求密切相关。践行解辩性责任,需要树立解辩性责任的观念,尊重和回应民意,推进信息公开和透明,多做解释和说明,表明立场和态度,加强互动与沟通。     

原深度贫困村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安徽省24个深度贫困村的调查研究

截至2020年底,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也为其他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加强农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解决了现行标准下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代表农村的贫困问题已经彻底消除,相对贫困问题、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成为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对部分深度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政府形象塑造

政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主体,应该首先将自身塑造成与之相适应的形象。由于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政府公关理论起步较迟、实践中存在较多误区与盲区,导致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误读不在少数;而同时我国社会全面步入转型时期的客观现实对政府公共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转型期的政府公关亟待相关理论的指导,尤其是作为政府公关终极目标的政府形象。文章以转型期作为研究背景,结合有关公共管理理论并从公关的视野中对和谐政府形象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解喻:主要包含阳光政府形象、信用政府形象、服务型政府形象、效能政府形象、开放合作形象、法治形象等基本维度;并认为惟有以此为基础方能解决政府形象管理的依据和实质问题。     

组织环境与局部优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决策分析北大核心

组织环境是如何通过改变决策者的认知约束进而影响公共决策的?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于组织内部结构和规范对决策者认知形成的约束,但往往忽视了组织外部环境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政府组织内外面向和政府动员控制强弱的二维理论框架,通过分析我国地方决策者在遭遇同一类型突发事件后作出不同决策部署的两个指标性案例,以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解释公共决策出现“局部优解”而非“最优解”的原因。文章进一步提出,在遭遇突发事件后及时重塑组织环境,是削弱决策者认知约束、提升决策科学性的关键所在。     

四平市铁东区三措并举助推远程教育发展

四平市铁东区远程教育以“为民、务实”为工作导向,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走基层,解难题,抓学用,助力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部署工作“现场办公”。四平市铁东区远程教育中心深入到各乡镇、街调研,了解远程教育工作学用量化评估结果,帮助村、社区查找不足,提出改进意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现场解决工作中存在实际问题,促进学用成果转化。集中培训“走向基层”。按照“方便基层、节约开支、力求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农牧民反贫路径探究

尽管我国反贫工作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的反贫压力仍然异常严峻,亟需在学理上得到深入反思。通过对甘肃省甘南州L县的实证调查,本研究对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现状、致贫诱因和反贫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发现当前贫困农牧民在收入、存款和物资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脆弱性,其贫困状态的形成主要源于结构性诱因和文化性诱因,且文化性反贫政策的匮乏容易降低反贫工作的整体效能。未来民族地区政府应当进一步保持既有的反贫积极性,结合致贫诱因来构建回应性的社会政策,并在考量农牧民财富积累规律的基础上提升农牧区反贫工作的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