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多元化事实调查机制研究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的调查通常是围绕着检察机关的有罪论证展开,整体呈现为一种以公诉方为核心的事实调查机制.但在量刑事实调查的场域,由于失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约束、对被害人参与模式的偏好以及控审分离原则失灵等特点,使得由公诉方主导的一元事实调查格局在量刑程序中不复存在,辩护方、被害人以及审判者作为量...     

论我国远程作证中情态证据的程序保障——兼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与司法程序的深度融合发展,诉讼电子化正推动着人证的作证方式由传统出庭作证向远程作证转变.远程作证在便利人证直接向法庭提供言词证据的同时,对作证主体的表情、下意识反映等情态证据也产生着过滤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官对言词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为充分发挥情态证据的证据效力,有必要对远程作证制度进行改造:一是应当...     

民商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形态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于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在司法适用中仍面临诸多难题,亟需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在电子证据的内涵方面,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界定,使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司法实践方面,应明确电子证据存在着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较弱、采信率普遍较低、有效的举证形式过于单一等适用障碍;在对电子证据的审查方面,应着重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采用区别于传统证据的认定规则。此外,法院还应在智慧法院的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实现电子证据档案保存的无纸化。     

论民事诉讼程序正义

现代司法理念包括法官中立、审判独立、程序正义、公平与效率等程序,其中,最主要、最典型、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是审判程序,尤其是民事审判程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精神.程序过程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本身的正当性是实现实体正当性的前提条件,与实体处于同等的地位.程序正义理论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程序工具主义"的淡化和消除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对一起劳动违法案件的法律思考

本文先是介绍了一起劳动违法案件,然后以该案件为出发点,针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导致劳动法律关系的解除,劳动法律适用中漏洞的补救方法,以及从这起案件中映射出的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的弊端、劳动争议的认定等问题谈了笔者自己的看法。     

冒名顶替入学的行政法规制与权利救济

冒名顶替入学行为严重侵犯了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应当予以必要的规制与救济。但是,受行为性质认定的影响,现有的规制手段和权利救济仍面临程序规制不足、高校审查职责不明、赔偿责任缺失以及重新入学难以实现等诸多困境。基于此,有必要对招生录取行为的性质重新予以界定。通过细致的比较可以确定,招生录取的性质应是一种附延缓条件的行政许可。因此,需按照行政许可的控权逻辑对冒名顶替入学问题予以规制和救济。在规制手段上,高校招生权力行使须坚持有限信息公开、重要事项参与等程序规则,同时明确高校在不同阶段的审查职责,从源头减少冒名顶替行为的发生。在权利救济上,应明晰不同侵权主体的赔偿责任,并通过对重新入学的分析,保障被顶替者的受教育权。     

诉讼费分担制度的实践困境与规则修正

诉讼费分担制度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发挥着分担审判成本的作用,在当事人之间则发挥着诉讼成本的调节功能.现行的以败诉方负担诉讼费为主的诉讼费分担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标准多样化、说理简略化、异议形式化等问题,法院对于诉讼费分担比例的认定随意性较大、救济渠道较为单一、规则落实也不到位.因此,应从统一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的实践标准、类...     

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研析

土地执法领域行政非诉执行是行政执行体系的重难点,也是行政违法监督的突破点。浙江对违法占地案件实行“裁执分离”,即以裁定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为原则,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依法能动履职;怠于履职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监督。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注重程序与实体并重,开展全方位监督;注重“一手托两家”,推动穿透式监督;注重释法说理,实现共赢式监督。此外,还需以穿透式监督理念为牵引,着力破解“程序空转”;以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为支撑,着力提升监督质效;以法促善治为落脚,着力助推基层治理。在此基础上,一体解决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共性问题,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商事领域“非吸”犯罪案件的审查认定

在商事领域中,“非吸”犯罪常以合法经营形式存在,其大量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实难防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多种以开展正常商事活动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模式,并指出该类犯罪的实质审查要件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及社会性。审查该类案件,除了要准确把握涉案行为的性质,做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还要处理好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主从犯认定、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行为对量刑的影响等问题。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