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下篇·警察卷)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警察群体对刑讯逼供的主观认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警察普遍能够正确掌握关于刑讯逼供的知识,但深层次心理上对刑讯逼供的宽容度仍然较高,因而易发生“知”与“意”割裂的情况;警察对已提出的刑讯逼供防治措施以及对短期内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信心明显不足;警察个人工作、学习等不同背景会对刑讯逼供之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警察群体对于刑讯逼供的主观认知状况,建议在推进警察教育改革,加强警察队伍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建设与基层工作,从多方面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在公安院校教学中贯穿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元认知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弗拉维尔(J.H.Flavell)最早在1976年提出的[1]。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元认知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元认知具有以下五大功能:1.它是智力的核心成分,能促进智力发展;2.能提高认知效率,快速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3.能增强学习能力;4.能弥补认知能力的不足;5.有助于主体性的发展。[2]一、对元认知及其与公安院校学生学习关系的理论认识(一)元认知涵义及结构元认知是指对认知的认知,即个体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的意识与控制。元认知包括元认知…     

社会心理认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和谐,关键是通过认知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干预或消解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以及通过激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行为,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心理认知的基础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商标财产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化解

商标本为一种用于区别来源的工具。然而,现代商标法将之财产化,并采用民法财产权体系中的绝对权保护模式。绝对权的认知结构预设着强有力的私权保护,这为商标权的强化和扩张埋下了种子。商标财产化的理论基础脆弱,经典的自然权利理论、现代的法经济学理论以及商誉论和广告功能保护论都无法为商标财产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商标财产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在我国还呈加剧之势,有必要予以纠正。在认知上,需要打破绝对权理念之拘束。在实践中,停止侵害的禁令救济的绝对化适用需加以纠正;混淆之扩张需谨慎对待,以反击"财产论"对"混淆论"的挤压。此外,还需提升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使其扮演商标法"守门人"角色,以期对商标财产权的不断扩张进行约束和限制。     

腐败心理的内涵、构成及抑制策略

腐败心理是支配腐败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的复杂心理现象的总称。腐败心理不仅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因,其构成要素的组合状况和特点还决定了腐败行为的性质、类型和发生频次。因此,抑制腐败心理的生成,需要培育积极的心理动力结构要素、合理的心理认知结构要素和有效的心理自控结构要素,从源头上构筑起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防线。     

深化对文化制度的理论认知

文化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使命任务、方针和原则,为文化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完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准确理解文化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规律性认识。     

贫穷限制了想象?寒门大学生社会认知特征分析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客观阶层差异为不同阶层创造各自的认知模式,并影响具体的社会认知表现。本研究试图关注寒门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以发现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其认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N大学21名寒门大学生作为样本,另访谈9名非寒门大学生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基于情境主义社会认知,寒门大学生的自我概念表现消极倾向,社会环境感知中的“情境归因”“情绪感染”具有消极特征,人际关系策略中的“不信任感”可能是阶段性的;而社会环境感知中的“需要外部环境支持”“相信社会阶层可以流动”以及人际关系策略中的“高人际敏感度”体现他们相信或寄希望于社会阶层可以实现流动。贫穷限制想象具有阶层性、主观性及情境性。他们的社会认知有实现优化的可能。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