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可迁移能力与就业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以Y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学生可迁移能力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文章梳理了可迁移能力与就业质量指标,实证分析得出可迁移能力与就业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厘清了两者之间内在逻辑,为高校探索可迁移能力培养路径提供思路。     

浅析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

作为新兴职业群体,外卖员的用工关系与普通用工模式截然不同,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了该群体的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劳动维权意愿等相关数据。经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劳动法律认知和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制度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学历均对劳动维权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研究

当今时代,优质人才辈出,高等教育逐渐大众化,就业已不再是一种谋生方式,尤其对生活在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就业方式、就业取向已经成为他们精神认知和行为模式的一种叠合表现,他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价值体现等。鉴于此,文章从就业价值观层面概述了价值观与就业价值观的含义,梳理了影响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大学生价值观生成过程作出了简要分析,并对其价值观的引导路径给出了参考性建议,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在就业过程中更好地实现自我。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培养路径初探

劳动教育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职劳动教育仍存在认知偏差、劳动教育资源缺乏、课程中劳动教育要素融入欠缺等问题。文章对高职劳育培养路径进行探索,建议在劳动价值观树立、劳动教育方法论基础上,构建多方协作的运行机制,整合家庭、社会、企业、志愿组织等多方资源,形成多元化劳动教育形式,构建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及合理评价体系,最终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实现高职生的全面发展。     

现代化视域下大城市价值治理逻辑阐释

大城市价值治理是根治“大城市病”等相关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认知发展的规律与结构,大城市价值治理的必要性渐次体现为现象、行为与制度治理等层面。大城市价值治理内蕴“对价值治理”“借价值治理”和“为价值治理”三重之维,经历了从科学、人本、永续到创新主导的范式变迁。结合大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客观现状与未来走向,大城市价值治理应当确立以复杂、民主、想象、法治、文化、健康为基础支撑的C-DIRCH框架。同时,针对价值偏见、价值分歧等现实挑战,要通过加强价值表达、价值协商、价值保障、价值自信等应对之策,有效保障和提升大城市价值治理的效能。     

认知先于修辞: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核心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演化过程中,有一个迄今尚未得到清楚认识的原则性转向,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知先于修辞"的原则向后世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先于认知"的原则的转向.依照前一条原则,理论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揭露真相、发现真理,其间,修辞服从认知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理论就是科学,反之则是意识形态.可依照后一条原则,对理论来说,为谁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是首要的事情,至于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反倒是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认知必须服从修辞的需要;据此,一切理论都是意识形态.这一转向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修辞学转向",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转向.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度调查及对策

本调查就1711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及践行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及践行存在性别、专业、政治面貌差异.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确立有针对性地开展价值教育、创新价值教育途径、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心理认同机制以及加强对大学生价值冲突的引导和调控等.     

从“预设之辨”到“差异实现”：论定罪证明标准的认知过程

当前对于证明标准的研究呈现一种结果视角下的预设思维,局限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最后一步,包括寻求清晰注脚的“内涵之辨”与划分刻度阈值的“层次之辨”。实践中,对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或“倚重证据锁链、识别证据缺口”,或“依托印证证明、探查证据矛盾”,或“聚焦控辩对抗、排除辩方质疑”,均未能深入以裁判者为能动主体的认知过程,导致其游离在主观属性的内核之外。溯因推理中的开放性论证与创造性启示,得以激活控辩双方就“假说”与“被观察到的事实”之因果关系分别承担证明责任,与“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具有契合性。在不认罪案件中,对单个证据的查证属实、单一要件事实的推论以及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作出阶段性划分,依次进行疑点的锚定与疑点的排除,以此夯实证据基础与事实基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仍应继续适用。由于事实认知模式、疑点锚定过程以及疑点排除方式等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故不同路径之下的“排除合理怀疑”亦能呈现多元面相。     

机遇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多维审视

特定时空环境下诸多因素和机制的混合交织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复杂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该理念在时空维度契合了全球化趋势,但逆全球化运动使其遭到了排斥;在主体维度,理念契合了寻求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改善自身发展环境的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而试图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对中国理念持敌视态度;在利益维度,全球性问题与风险虽然建构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基础,但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始终是影响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的负面因素;在文化维度,理念凭借开放性、包容性特质具备被其他文明理解的可能,但地方性文明对普世价值的抗拒心理以及多元文化差异阻隔了理念认同的形成与内化;在传播维度,多元传播机制成为促成和提升中国理念国际认同的重要武器,但国际话语权的“西强东弱”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短期“天堑”。鉴于此,中国需要全面审视和理性应对中国理念及其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使“认同”真正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性力量。     

国际政治中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分析

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在违反国际规范原因分析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理性主义学派认为违反国际规范是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造成的.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是由于国际规范参照系模糊性与特定国际环境下决策的观念导致的.国际政治心理学认为,决策者的动机偏见使得决策者在解释其政策和外部环境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将违反国际规范视为社会可接受的行为.此外,国际规范中存在多元的参照系数和决策者对于国际环境不同认识,使得决策者在违反国际规范时在心理上心存侥幸或者刻意采取不同的标准对其行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是由于国际规范本身相对的模糊性和决策者对于规范本身认知上的主观性造成的.文章试图在分析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心理因素的基础之上,探究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违反国际规范愿意分析上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