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安全审查不是“开放倒退”

在外商投资法实施满一周年之际,2020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该办法已于2021年1月18日正式施行。安审办法从政策法规层面填补了监管空白,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外资安全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其中,对"外商投资"类型、审查机制、申报程序、审查程序、审查决定、监督机制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作了系统性规定。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完成转型,政府不仅要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更要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定位从实体利益的分配者转变为新旧利益博弈的正当程序制度供给者,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要突破碎片化的部门执法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还要开放海量政府信息给社会使用,实现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由专职机构或者专职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心智状况以及案发后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出具书面的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合理地惩罚、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参考     

句容市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扎实富有成效

<正>近年来,句容市政协积极创新提案办理方式方法,狠抓制度落实,提案办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年初的九届二次政协会议上,委员共提交提案182件。经过承办单位的认真办理,所有提案均已按规定程序在6月底全部办理完毕,办复率100%,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98%以上。一是创新方式,办理更迅速。针对提案内容涉及面广、办理情况复杂等现状,市政协创新督办方式,采取独办、分办、会办等3种办理方式,根据提案涉及的具体"症结",市政协其它专委会为提案委分担工     

小额诉讼制度适用范围探析

自2013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在"新民诉"的若干修改中,小额诉讼制度是今年民诉修改的一大亮点。作为提高诉讼效率、方便群众诉讼的一项举措,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对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在其中,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对象作为此项制度的法律适用前提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笔者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修改历程。第一次是在2011年10月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草案建议"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     

处理党员申诉的程序是怎样的？

我是某企业集团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集团下属单位的一名党员因为某种过错受到所在单位党组织的处分，但其对处分不服，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读者董志伟     

浅议醉酒驾驶案件中警察取证程序化

《刑法修正案(八)》实行已有年余,其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罪",这一特殊罪名要求相应配套的取证方式。而经过调研发现,在实务界中仍有采用行政处罚式的取证手段进行取证的行为,与刑事诉讼要求不符。本文试通过实证调查,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醉酒驾驶案件中警察取证行为进行讨论,力图寻找到一个具有程序性、合法性的取证模式。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之证成及当下自洽——一种历史视野中的实证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在当前语境下应予以务实地考量,在现行制度体系中促成其内化完善以及当下自洽.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劳教制度进行历史考证,可以明确其“狭义法律”之位阶并证成劳动教养之“行政处罚措施”性质；劳动教养制度的程序完善在于具象化“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并内设法制部门,从而制衡公安机关审批权限；劳动教养的处罚期限应予合理限缩；劳动教养制度设计及执行中对“教”之内涵即“传授知识技能”应予系统化谋断及科学构建；为了阐释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正义,对劳教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也应重新审视并作出合理设计.在彰显当前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中进行严肃讨论方能期待其完成当下之自洽.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解与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作了相对完备的规定,将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吸收进来,首次在立法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操作程序,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保障人权的"小宪法"的作用,从制度上对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拟以审查起诉阶段为切入点,浅析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     

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

由于没有遵循利害相关者不得参与和主导修法活动的原则,同时受现行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制约,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阶段性特征。侦查与立案、审判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侦查程序的行政化/准诉讼化构造基本没有改观;侦辩失衡,侦辩之间的实质关系依然是求情而非对抗;选择性不执法、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等当下侦查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亦未得到立法的有效解决。从人权、法治的视角分析,侦查程序的完善还有许多未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