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二)

本文就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及其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进行评析和比较,着重分析研究了其间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法典论争,简要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前后过程;二、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相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特点;三、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不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四、对两者间异同的思考,对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异同的中日两国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     

美国宪法上的福利权论争--学理与实践

本文回顾了美国福利权发展的历史,对围绕美国福利权性质所展开的若干学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以法院受理和审理福利案件的过程为分析脉络,从司法节制、诉讼成本、制度选择和判决实效等角度,分析了福利案件司法审查过程中需要面对的诸多因素和问题.     

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一)

本文就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及其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进行评析和比较,着重分析研究了其间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法典论争,简要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前后过程;二、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相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特点;三、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不同点,分析两者之间的存在的不同之处;四、对两者间异同的思考,对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异同的中日两国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     

计划与市场的理论论争及实践发展

计划与市场的第一次思想交锋是150多年前,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此后,在20世纪20—3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两次全球范围的计划——市场大论争,从实践上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以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未来社会,将会以全新的计划经济配置社会资源。     

论法的局限性

法律并非万能而是有局限的。关于法律的局限性从古论争到今。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法治是人类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好选择。但也要正确认识法律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才能尽可能克服法的局限性,提高立法的质量,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人本质学说的法律技术和价值理念

要探究法人本质论争的实质,就有必要揭示其社会背景,这就是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变迁。面对这一历史变迁,萨维尼一方面维护封建团体的特权地位,故主张其具有完全超越于其成员的独立本体和伦理人格;另一方面又认为新兴团体虽然具有独立本体,但并不具备伦理人格,其法律人格源于国家的拟制。耶林则将绝对主义观念贯彻到底,彻底解构法人的实体性,完全否认法人的主体地位,因而认为所有法人都没有独立本体,真正的主体是法人的成员或受益人,法人只是一个拟制的法律符号;而基尔克则认为法人不仅具有独立本体,还有伦理人格,其法律人格只是伦理人格在法律上的体现。可见,法人本质的论争不仅是关于法人本质的法律技术之争,也是对于法人人格的哲学和伦理价值之争。     

公民意识的多维向度——基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的论争

自由主义对公民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个人权利优先的解读,主导了西方刚刚逝去的两个世纪,但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却无法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消费主义至上、道德观念混乱、社会失序、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共和主义、社群主义重新举起责任意识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与修正。现代公民意识及培育理念在争鸣中表现出多维的向度,并获得了重要的发展。     

论革命文学思潮

在革命运动中萌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这种不可抗拒的革命文学国际思潮,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进而有了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文学"的倡导运动。由于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在中国倡导普罗文学,引起论争是必然的、正常的。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性和它的消极影响都不可忽视。     

简论西方生态思潮的四大论争

20世纪以来西方生态思潮经历了四次值得注意的论争:一是生态悲观主义和生态乐观主义的交锋;二是生态现代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三是无差别主体指向与差异性主体指向的纷争;四是绿色生态思潮和红色生态思潮的辉映。西方生态思潮发展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如下借鉴意义:一是建设生态文明要警惕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二是建设生态文明要发挥理论先导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三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注意社会制度的协调跟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环境公平等。     

毛泽东与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论争

二十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此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发扬。《历史研究》的创刊和三个历史研究所的建立,意味着历史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尤为重要的是,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毛泽东酷爱历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相关的史学论争中,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本文以毛泽东与此期的论争之关系为线索,探讨五六十年代史学论争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史学论争的时代色彩,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