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立经济刑法的哲学基础和学科价值

在我国,由于经济刑法规范缺失,形成刑法系统和经济法治体系两豁口,致使治罪效果不大理想,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需要在法治之下作进一步的科学探求和实证,以纠偏去错、去伪存真,支持经济刑法创立.做好经济刑法理论研究,着重挖掘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特性,探求建立在这种特性基础上的经济刑法规范,从而建立经济刑法科学:即以经济刑法为研究对象,阐明危害市场经济行为的犯罪与其经济刑事责任和经济刑罚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并总结立法司法有益经验,又顾及有关诉讼、治罪对策和各国经济刑法比较等而有所创新和发展的科学.经济刑法是涉及多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其结果会形成一部系统、贴实、针对性很强的专门规范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该法律性质是一种新形式的特别刑法.     

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论争

转基因主粮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形财富生产问题,而是关乎"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是有关生命和目的理性的大事.它需要有一个自觉的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公众的全面、有序的参与和知情.     

我国近代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三次论争

中国近代民商事立法基本上是在移植西方近代民商法的基础上完成的。西方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立法实践及理论争议,均影响了我国近代对民商立法模式的认识与选择。有关我国应如何选择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肇始于清末,展开于民初,终结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朦胧诗论争中的小插曲与大智慧——论艾青与朦胧诗论争

在新时期持续十年的朦胧诗论争中,从最初向青年诗人提出诗要写得让人看得懂,到清除精神污染时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艾青与朦胧诗人的论争可谓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艾青参与到朦胧诗论争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人事关系误会、诗学观念不同之外,既是诗人严肃认真的批评态度所致,也与他无以匹敌的地位密切相关。艾青参与朦胧诗论争所产生的影响是意味深长的,遗留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以论争的形式暴露出来,值得我们深思。     

“新闻商品性”之争与新闻学术史建构

新闻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伴随其成长,出现了多次论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论争。新闻业在新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朝着更加职业化、专业化演进,同时,对于新闻商品性的理解也更加深入、透彻、全面,为今后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启迪。     

犯罪构成理论的当下图景与可能走向——21世纪第一个十年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初步考察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呈现出四种模式十一种路径的格局。这种格局实际昭示着对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两种态度,即宣战与回应,这是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第二次学术论争。不管此次学术论争的结局如何,犯罪构成理论的构建应在犯罪构成理论构建的价值前提指导下,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多次判断的体系性思路、正当化事由和谐融入的动态性思路。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犯罪论体系,犯罪构成理论应该并且可以多元化。     

礼法论争中的冈田朝太郎与赫善心 ——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清修律

晚清修律的历史契机，使得冈田朝太郎与赫善心两位外国学者，在异国他乡分属于法理与礼教两个不同阵营，展开了一场学术论辩。礼法论争的背后，有着固有法与外来法、日本法与德国法、东方与西方之间微妙紧张的复杂关系。晚清修律处于世界法典编纂的新时代，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而不是单维度的移植继受，对其观察应该站在全球史的高度视野。赫善心与冈田朝太郎关于礼教与法律关系的争论乃法律文明固有论与进化论之争，前者关于礼法一体的观点体现了德国历史法学尤其是日耳曼学派思想的影响，后者关于礼法分离的主张有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法的看法和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的理论支持。两人关于晚清修律的策略具有共识，都认为在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下，法律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司法和监狱制度，冈田朝太郎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作为新刑律无夫和奸去罪化的理由仅仅是诉诸政治正确的一种修辞。     

多党合作的光辉起点——从中共与农工民主党早期关系看多党合作的必然性和基本经验

第三党即现今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创建的民主党派,它创建伊始便与中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光辉的起点。这种关系在当时是很复杂的,既有实际斗争中的策应与配合。也有政治上的矛盾和论争,其基本方面是合作的。这时期的特殊关系,为我国多党合作在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抵制“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论争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先遣探路的红6军团和红2军团会师后,在两军战略行动方向和统一行动方面,与博古、李德控制的中革军委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焦点在于:两军团是集中行动、统一指挥,还是分开行动、各自直受军委指挥?是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北开展攻势作战,还是红6军团单独进入湘西建立苏区?这场关系到红军长征成败的重要论争的结果,为红2、6军团的发展壮大,为两军团更好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为红军三大主力战略格局的形成,为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