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来“灌输论”学术论争及评述

目前．学界在诸如“灌输论”的首倡者问题、精神实质问题、是否具有强制性的问题、西方德育界对“灌输”的态度问题、“灌输论”的当代价值问题等方面，看法不一，存在诸多争议。“灌输论”的首倡者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考茨基和列宁；“灌输论”是原则与方法的辩证统一，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辩证统一；西方德育界是“灌输”的倡导者而不是反对者。全面回顾和评述建国60年来关于“灌输论”的学术论争，对于厘清有关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研究，增强现实指导性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诗话中的苏诗批评与论争

宋人诗话作为宋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给予苏轼高度的关注。在对东坡其人、其诗歌创作的品评中,多数持褒扬态度,也有少数品评是对苏轼诗法的批判。这主要集中在对其以文为诗、怨刺诗风、求奇求巧及用典等问题上。正是这些批评与指责,引起了后人的不断论争。究其原因,是对苏轼所开创的不同于唐诗传统的"宋调"的论争,是诗歌评判标准的分歧。     

论决策后政策论争

政策决策后论争是公共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但又容易被忽略和混淆的环节。决策后政策论争主要发生在政策决策结果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阶段上。它是因政策制定阶段上由政府部门中的个体、团队和组织所构成的政策活动内部结构本身与由公众、利益团体、政策咨询者所构成的政策活动外部结构本身及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信息沟通障碍而发生的。政策决策中政策信息利用的不完整、沟通进行的不充分、利益表达的不全面为决策后政策论争提供了必然而又合理的依据。决策后政策论争是增进整体政策过程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它履行着弥补政策决策失误,促进政策博弈持续化,保证政策活动理性化,推动政策观念制度化的功能。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以《北斗》杂志为考察对象

＂文艺大众化＂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潮流。考察文艺大众化论争,应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原生态的期刊杂志中进行重新审视。《北斗》杂志的艺术价值论争为该问题的核心分歧点,代表了人们对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北斗》的多元宽容、左联言论的相对自由、左联成员的启蒙姿态,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复杂、多元的大众化讨论的面貌。《北斗》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分歧与差异,是现代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转型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交锋与碰撞中擦出的思想的火花。     

五四时期新文化派与学衡派的文学论争

五四时期新文化派与学衡派在是否对文学进行改革及如何改革的问题上一度产生激烈的论争。两派围绕进化论是否适用于文学、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新诗与旧诗何者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等几个主要问题展开了论战。两派对于文学问题的论争反映了近代文学转型的艰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中共党内、中共同共产国际之间、中共同非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等就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阶段、重心等诸多问题发生了论争。论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共对国情的深入认识,成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布哈林与"反对派"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论争

在"一国社会主义"论争中,由于观点相同以及特殊的私人关系,布哈林作为理论家曾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并支持对反对派的残酷斗争.布哈林的论辩大多是错误的,如认为列宁论述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讨论国内问题时可以"撇开"国际关系;即使没有国际援助,苏联也能够以落后的形式和缓慢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等.布哈林的论述之所以能成为党内的主流思想,关键就在于斯大林掌握着中央实权.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

教育思想的论争贯穿于整个教育发展的历程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近百年的发展变迁中,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科目设置以及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发生过激烈的论争,其中某些问题的论争虽然已成历史,但人们真正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则远远没有结束,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对今天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诉讼欺诈行为定性之探析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诉讼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在司法实践中对同一行为处理结果差别悬殊。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立法上对于该行为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刑法理论上对该行为的定性问题争论颇大所致。对于诉讼欺诈行为,不宜按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诉讼欺诈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触犯现行刑法的行为,应依法定罪处罚,对于刑法没有规定的部分应按无罪处理。我国刑法应单独设立“诉讼欺诈罪”。     

“文明范式”论争回顾与思考

“文明范式”是构筑“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也是学者常常忽略的问题。在回顾其论争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一些批评者对它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对其进行重新的评判,可以消除误读、揭示“文明范式”自身的缺陷,为这一范式的继续研究提供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