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究

证人证言是刑诉中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保证被告人包括质证权在内的辩护权、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价值,尽管2012年新刑诉法已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顽疾依然没有根本扭转。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有限、难以承载所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完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或许是保证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最佳结合的有效手段。     

甄别高坠窒息征象成因明确案件性质

1案例资料吴某，女，42岁，某日上午从某小区6楼窗户坠下，坠落过程中与闭路电视线接触，后坠落地面。目击者报警后，警察立即赶到现场，用警车将吴某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死者租住的某小区601室，门锁无破坏痕迹，南卧室窗户敞开，窗台距离室内地面90cm，距离楼下地面1619．5cm。尸体与楼房墙壁呈水平方向，头东足西，仰卧位，身下压有一条长970cm闭路电视线（目击证人描述）。     

古代亲属容隐制度对现今立法的启示

在我国，亲属容隐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新中国建立之后因为其本身所带有的封建性质不再适用。观察国外的司法实践，亲属容隐制度仍存在其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亲属容隐符合人性的基本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亲属容隐制度有其客观必要性。     

16名证人为“爱心少年”护航

初中生万鑫好心扶起摔倒在地的老人，却被对方反咬一口，说他就是肇事者，先后两次将他推上被告席。所幸——     

论刑事诉讼中的同案犯证言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证言的同案犯具有特殊地位。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同案犯证言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引发了一系列证据法和程序法问题。同案犯证言具有潜在的不可靠性,可通过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及法官审查制度等措施保证该证据的正确适用。     

涉案人供述的证据准入：考量因素与系统反思

我国证据种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仅指狭义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向办案机关作出的认罪陈述。目前,我国在肯定书面讯问笔录证据准入的同时否定其他形式记录的供述,否定行政机关所获供述的证据准入,刑事初查阶段涉案人供述的证据准入尚未明确,立案前涉案人供述随意转化为书证、传来证人。这既导致与案件有关的涉案人供述无法进入诉讼,又让部分不可靠的涉案人供述进入诉讼,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涉案人供述因为违反了自身利益,具有较高可信性,一般具有证据准入资格,但其是否证据准入还应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供述环境对供述自愿性、明智性的保障,涉案人供述引入诉讼的必要性,能否满足质证的需要等。我国应当赋予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供述的证据准入资格,否定行政机关以及初查所获供述的证据准入,对传来证人以来源查证、出庭义务为准入前提,涉案人供述证据种类转化仍应当适用供述证据规则。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证人保护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性措施之一.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且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这种立法上的不尽如人意使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导致证人作证制度虚无化,因此亟待重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     

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刑事审判中运用品格证据质疑证人的可信性

品格证据在质疑证人可信性的刑事审判中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因此判断证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证人的品格.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关涉到某人的道德品质和是非评价,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就是通过运用品格证据证明证人是否具有可信性来佐证案件的其他证据,帮助法官查明案情,准确断案,保障诉讼活动公平、公正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