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和解在公安实践中的困惑与出路——由化解一起疑难信访案件引发的思考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门规定。公安工作实践中,如何更恰当地适用刑事和解,尚需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工作规范、职责、效果和历史痕迹进行探讨。福州市公安局的工作实践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再议刑事和解——以农民个体需求为主要视角

当前，基于对以惩罚为核心的对抗性司法的反思和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刑事和解已然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其合法性被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然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仅以罪行轻重和犯罪类型为刑事和解适用标准．少有学者注意到刑事和解与乡土社会天生的“契合”关系，事实上，刑事和解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基础和传统习俗相契合．与农村农民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契合．尤其能较好满足农民的个体需求，对于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刑事案件具有不平凡的社会价值与司法功效。基于此，在农村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10号

现公布《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     

浅析证券自律监管体系的完善

从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和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到今天,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二十七个年头。证券市场的欣欣向荣,使得证券监管体制和法制不断走向完善;同时,也要看到证券投资者保护的状况和监管的效率仍有许多地方令人堪忧。尝试对中国证券监管的现状作出实证分析,并阐明完善证券监管必须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合理界定政府监管权力和证券自律机构的权利。     

刑事和解实例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如果刑事和解权力被滥用,则容易滋生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为了防微杜渐,要从法律制约、程序规范、人员素质、内部自纠、互相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制度“牢笼”,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从而严防刑事和解权力的滥用.     

行政诉讼调解、和解抑或协调和解——基于经验事实和规范文本的考量

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存在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三种概念表述,需要加以梳理与辨识。学界主要认为三者实质内涵相同或者三者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通过对规范依据的分析,发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以司法文件作为依据;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则是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规定;而行政诉讼调解如果存在的话,则与民事诉讼有关调解工作的规范依据相一致。由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已经突破了诉讼规则的制约,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性质上只能归属于法院的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而诉讼法上意义的行政诉讼和解与其现实样态相互背离,导致规范与事实彼此错位,不宜作为表述行政诉讼调解内涵的法律术语;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具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涵括当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可以正式引入行政诉讼之中。     

践行刑事和解的困惑与消解

我国立法层面对刑事和解制度已经予以接纳和肯定,但刑事和解的法律表达与即将付诸的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诸多困惑:刑事和解适用的应然范围是什么?刑事和解程序启动的阻却因素是什么?为消解这些困惑,围绕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展开探讨。     

论内幕信息的重要性特征

关于内幕信息的重要性（价格敏感性）的认定问题，各国、地区间的立法规定有诸多不同之处。分析外国法律的不同规定，从中提炼出可资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进而论述我国法律的特点与可改进之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杀人（既遂）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是私权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介入和体现,这对于平衡公权力、更好地尊重和体现被害人意愿具有积极意义,符合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但私权在刑事司法中的介入亦应是有边界的。盲目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既是私权的滥用,也是公权力的不作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设计还在摸索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提倡并广泛适用、特别是在杀人（既遂）案件中适用,并非理智的选择。     

中国证监会委托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案件调查试点工作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11号《中国证监会委托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案件调查试点工作规定》已经2014年9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60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月9日起施行。主席肖钢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