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制度防范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街头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断地进入舆论和媒体的视线。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具有不同的强度与不同的层次,大致可以归并为三类:宪政规则变量、集体选择变量、具体操作变量。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街头官僚展示了双面人的行动逻辑。制度防范之道在于:建立民主自治机制,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引入竞争选拔机制,完善激励晋升机制。     

列宁农村建设理论的逻辑蕴涵探论

列宁对苏俄农村建设问题有着切身的体认和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蕴涵丰富的农村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的逻辑蕴涵可概括为"四论",即农村建设之战略价值论、农村建设之总体布局论、农村建设之基本动力论、农村建设之外在保障论。此"四论"科学阐释了"因何建设、建设什么、何以建设"等关于农村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列宁的农村建设理论,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予以认识和评价。     

中国是否将主导世界?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是普利策奖得主、专栏作家,他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3年第6期(第60卷)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是否在未来将主导世界这一问题。该文介绍和评论了研究中国的几部新著:《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by Arvind Subramanian)、《中国的崛起与战略逻辑》(The Rise of China vs.the Logic of Strategy,by Edward N.Luttwak)、     

好书推荐

《中国改革三步走》 作者根据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改革的观察，试图理出一个改革的实践逻辑来。改革都有哪些方而？改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未来做如何的选择？这是作者想要说明的问题。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改革分为三步走的看法，即中国的改革要经过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作者在书中有时也会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作者的重点并不在此。作者想做的是寻找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对某一证据进行调查的结果能够作为对立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共通的证据资料予以利用。证据共通原则细分为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两种基本类型。证据共通原则确立之基础是自由心证主义,因为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强调受诉法院自由地进行证据评价,也要求受诉法院对于同一事实应形成同一心证。根据证据共通原则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程序一旦开始,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撤回其证据调查申请。为确保辩论主义所固有的防止突袭裁判之机能能够充分地实现,证据共通原则尤其是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在适用上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受诉法院根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案件事实才具有正当性。     

“问题”与“主义”下的教育诊断初探

当下社会的多元境况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无法不去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与主义,教育作为人和社会必须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领域之一,自然不能例外。教育活动要良好地贯彻政治权力的内容和实现市场化利益交换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合法性佐证和帮助。     

后现代主义大众性的逻辑命定

从柏拉图的年代至今，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恢弘与浩瀚中，没有哪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能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激起大众如此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后现代浪潮的冲击下，那些穿着凡·高的“农民鞋”的边缘群体不再安于冷眼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开始和着黑色幽默作家的诙谐，戏谑着传统经典的呆板与弱智，鼓噪着自己压抑变形的神经。从精英的神殿走进大众的调侃，后现代主义于内在的逻辑上规定了其大众性的走向。     

原地踏步的民进党

2012年，民进党仍然没有摆脱内外交困，在年初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利，再次遭到重大挫败。苏贞昌在5月党主席选举如愿以偿，但得票率创下民进党主席选举以来的最低纪录。民进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有一些尝试，但由于仍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没有改变“逢中必反”的思维逻辑，大陆政策调整仍然在原地踏步。     

论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基于法律是否具有体系与现实纠纷是否具有体系之角度

讨论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是法理学的重要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首先理清以下问题:一、什么是法?二、法律规范是否具有体系?三、法律通过什么来解决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回答以上三大问题来解答法律能否解决现实纠纷。     

法官职权调查的存在理由和必要限度

法官职权调查证据制度的存废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但从发现事实、寻求实质正义等多元的视角来看这种制度性的保留有其现实意义,在适度的范围内还弥补和对抗制度当中存在的痼疾。要保证该制度不至于损害诉讼制度的公正性,应该从原则、主题和范围等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