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公联合内阁长期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在内阁构成、政党体系、选举制度、修宪条件、央行独立性等十个领域,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政治特征,西方学界划分出“多数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两种政治体制的国家阵营。量化显示,日本各项政治特征的计算指标并不符合多数民主或共识民主的典型性,而是位于临界水平。换言之,日本既非多数民主也非共识民主,不能直接照搬某一模式中各政治特征对内阁类型的影响来分析日本当前的情况。不过,即使与理想状态存在出入,但民主模式分类标准中各项特征对一国政治现实的影响,却是广泛存在的,诸特征的相关性,无论对多数还是共识民主国家,也都是普适的,那么,这些政治特征及其彼此的相关关系,将如何影响内阁类型呢?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首先讨论西方民主模式的相关理论,明确各项政治特征的量化标准,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日本政治特征与内阁类型的相关关系,以及作为自变量对内阁类型变动的解释力水平,最后,补充其它潜在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内阁类型影响因素。     

分析性测试在审计中的运用

从财务会计报表审计趋势来看,今后越来越趋向于风险导向审计,风险导向审计离不开对报表的分析性测试。财务管理中基本的财务比率在财务会计报表的分析性审计中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性测试又称分析性复核,其在各个循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会计师在各个循环审计过程中往往需大量运用分析性测试来获取审计证据,并协助形成恰当的审计结论。     

商业贿赂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分别从商业贿赂的涵义、存在的根源、社会危害、治理对策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商业贿赂的根源在于产权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并基于此,对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提出了相关的制度建议。①     

对苗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析研究

苗族传统体育,根据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可分为:竞技类、娱乐类、配合节庆习俗类。具有娱乐性、审美性、传统性等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本文就如何规范苗族传统体育竞技,如何保持民族特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论述。笔者认为上述问题是当前苗族传统体育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在此与大家共同切磋。     

辨认结论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探讨

辨认结论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应具有证据资格;辨认结论的证明力应通过辨认结论的可靠性、关联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根据辨识主体的不同,辨认结论应归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单一的辨认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困境及对策思考

农村法治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制建设方略,以期加快我国法治进程。     

刑事审判中运用品格证据质疑证人的可信性

品格证据在质疑证人可信性的刑事审判中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因此判断证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证人的品格.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关涉到某人的道德品质和是非评价,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就是通过运用品格证据证明证人是否具有可信性来佐证案件的其他证据,帮助法官查明案情,准确断案,保障诉讼活动公平、公正地进行.     

法医病理学死亡原因分类及死因分析探讨

<正>在法医病理鉴定实践中,作为诉讼主要证据的法医病理学死亡原因鉴定意见经常会存在或引发以下问题：（1）死亡原因与死亡方式、死亡机制等概念不清或相互混用,如把“器官功能衰竭”作为死亡原因等;（2）根本死因与直接死因概念不清或相互混用;（3）直接死因与辅助死因概念混淆;（4）伤病等多因素致死的案件中,各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死因构成中的作用区分不清,盲目放大或缩小损伤（疾病）等在死因中的作用力;（5）司法人员及社会大众对法医学死因分析、结论认知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     

注射他杀法医学检验6例

目的 回顾性分析注射后死亡的他杀案件,为法医学鉴定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侦破的6例注射后死亡的他杀案件,整理分析案件情况、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等材料。结果 6例案件均为有预谋的犯罪,5例案件的嫌疑人在私密的空间作案,5例采用诱骗方式接近受害者。6例案件现场无明显异常。6例案件的受害者体表损伤轻微或者无,尸斑颜色异常,针眼样损伤与常规医疗措施的表现不同。结论 注射后死亡案件为一种高度隐蔽性犯罪案件,极易被忽略。对尸体检验发现的疑似注射针眼样损伤,应认真检验、鉴别、分析,警惕有无注射毒（药）物的情形,做好证据固定、检材提取等工作。     

论诉讼证据种类的划分

证据形式问题属证据法的基础问题。从法律上看,《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构成了我国的证据种类体系。证据种类的划分是证据发挥其证明作用的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证据理论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证据体系,一方面使证据种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审判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