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奸罪取证难问题的探讨

强奸案的取证难一直是检察机关探讨的问题,我们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时候,既不能让真正的罪犯逃脱惩罚,也不能让无辜的好人遭受冤枉,这一切都有待于证据的有效性。     

刑诉书证定义之商榷

海峡两岸刑诉法学者一般均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书证（以下简称书证）是以文书（广义）记载的内容作为证据。就此而言,两岸学者对书证内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书证的证据效力、外延及书证的形成过程等问题的阐释上,两岸学者几乎完全＂分道扬镳＂。台湾刑诉法学者另从＂证据书类＂的角度来认识书证,实际上认为书证是以＂文书记载的陈述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这一＂内容＂来证明该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证据。内地学者所理解的书证是案件事实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并且是凭其＂存在或状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理应将之归入物证之列。如果内地学者仍然将其通常所指称的书证,定义为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种定义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手机图像的证据属性及使用

手机图像具有拍摄的方便性和隐蔽性等特性。手机图像若能证实案件真实情况,并满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就能当作证据使用。而由于手机图像以影像信息反映事实并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符合视听资料的本质特征,应当归类为视听资料。手机图像的提取、处理与储存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才具有证明能力。手机图像当作证据使用时,必须进行严格审查...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中国模式

证据法定形式是证据法的基础和核心,就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立法规定的七种法定形式不仅具体规定杂乱、无序,部分证据形式还相互交叉、包容,个别证据法定形式的外延甚至还有遗漏,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合理所致。同时,体系的封闭性使得现有证据法定形式规定在面临新型证据时往往不置可否,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多的问题和漏洞只能靠大改来解决。赋予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以足够的开放性,重拾合理的划分标准,补充和完善各证据法定形式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并按一定顺序严谨、规范的排列,从而实现对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科学重构。     

冤案沉思：刑事司法进路的困与解——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样本分析

通过梳理近年来典型刑讯冤案可以明白冤错产生的症结和规律,认真反思发现其中很多问题并非能够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的出台而得到实质性解决。欲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该规定,根除刑讯,首先需要解决规则之外的痼疾,然后解决规则之中的不足与缺位,再解决规则之延伸——有区别地排除毒树之果。惟其如此,才能从制度上确立冤错案件的防纠机制,最大限度地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违法行政调查取得证据的法效果研究

行政调查指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前收集必要情报资讯的行为,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调查作为事实行为也可能违反实体或程序法律规则,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因而作为行政行为的基础性行为,违法调查收集的情报资讯在证据法规则上的效力是有瑕疵的,不能完全产生法定的证据效力,在行政程序中其效力状况因平衡个人权益的维护与行政秩序安全由司法权裁量决定。     

电子证据证明力问题之法律思考

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关乎其作为证据的证明价值,是运用电子证据解决案件纠纷的关键因素。本文以证据学为视角,分析了电子证据的涵义及影响其证明力的重要因素,归纳出衡量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基本标准,并试提出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的可能性。     

论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的一项重要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要求,在庭审前控方与辩方应相互展示证据和案件信息,以防止诉讼中的突袭,保障审判的客观公正。这一制度已为国外立法和司法广泛采用,其制度价值虽已受到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多年关注,但至今仍未在制定法中被采用。本文从实现刑事诉讼公开、平等、公正、效率等方面对证据开示的价值进行了论证,旨在提示和呼唤这一制度能够尽早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