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农民工“卧底”维权

2008年9月初，《史上最黑马农民工疯狂的合法维权》等一系列网文先后出现在各大网站论坛上。文章署名为“黄伟木”，讲述了作者自己“卧底”制衣厂，用半年时间搜集证据再举报厂家的经历。     

网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互联网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文化类型、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汇冲突和整合同化必将越来越明显,这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证据科学》杂志注释体例 法学类论文注释体例

一、一般规定 1．采用脚注（法律史文章之古文献可采加括号之文内注）。为方便排版，可以直接放在文章引注处，用【】标出，不必放在页脚处。建议给编辑部发两个版本。     

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

红山文化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考古发掘的有关红山文化玉器资料可知,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独特、雕琢工艺精湛,并且还有自成体系的用玉制度,地域和时代风格鲜明。本文以考古调查或发掘的红山文化玉器资料为基础,辅之以专家、学者的观点,将红山文化玉器类型进行初步分析,以便更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不同类型玉器尤其是特殊类玉器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内涵,也有助于我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深入。     

智识互转：印证规范解析

我国刑事证明的印证模式突出表现了如下特点,系争内容由不同来源的证据提供同一性印证、证明程度排他性要求可能促成采用灵活性取证手段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有多处关于审查证据、采信证据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印证＂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如下特点：需要印证的对象——主要针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容易因为出庭而出现反复的证据形式以及间接证据;印证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庭审中翻证、翻供以及作证资格缺陷和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问题;印证的条件错综复杂,而印证的效力有一种法定证据制度的痕迹,同时又因为其语言模糊而可能存在滥用裁量权的嫌疑。针对印证规定的限度,第一,需要把以量取胜和依靠主观真诚和正当程序为基础的以质取胜相结合;第二,需要把靠证据说话与辩论、说理和质证等形式的意见之争相结合。     

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中国模式

证据法定形式是证据法的基础和核心,就刑事诉讼而言,我国立法规定的七种法定形式不仅具体规定杂乱、无序,部分证据形式还相互交叉、包容,个别证据法定形式的外延甚至还有遗漏,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合理所致。同时,体系的封闭性使得现有证据法定形式规定在面临新型证据时往往不置可否,处境十分尴尬。如此多的问题和漏洞只能靠大改来解决。赋予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以足够的开放性,重拾合理的划分标准,补充和完善各证据法定形式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并按一定顺序严谨、规范的排列,从而实现对刑事证据法定形式的科学重构。     

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构建

量刑事实构成要素可从立法、司法解释和理论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基本前提是:将量刑事实与定罪事实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据按照是否有利于被告进行明确区分,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进行合理划分。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体系的具体设想是: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确立量刑事实证明责任的分担,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306条的立法理念辩

律师职责与306条的理念冲突 《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司法界尤其是律师界非常关注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律师们普遍认为此法不当．力主废除之。其他司法界人士大致分成两种意见：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类型的演进——以建党90周年的历史节点为分析视角

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体制外领导、一元化领导、民主化领导三种领导类型。党成立至建国前党的领导属体制外领导,主要体现在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上;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领导属一元化领导,主要体现在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直接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强力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毛泽东思想神化和教条化;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党的领导属民主化领导,主要表现在推进五大体系即宏观型经济领导体系、开放型思想领导体系、法治型政治领导体系、参与型组织领导体系、民生型社会领导体系的建设上。     

关于建立和完善解决当前涉农土地纠纷机制的调查报告——以和龙市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涉农土地纠纷关涉民生，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法律性。通过对和龙市涉农土地纠纷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梳理，提出妥当的、合法的解决纠纷之道，以期为基层组织解决突出的涉农土地纠纷及为司法审判实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