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正义中看民事证据失权制度

民事证据失权制度是我国新建立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然其自实行以来一直广受诟病,所以我们应当积极的面时证据失权制度的困难,通过分析其现状及其意义进行完善,使该制度在适用上实现公正基础上的效率,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实现社会的和谐.本文通过从程序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制度,浅显的分析了证据失权制度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及其意义.     

DNA证据价值的思考衡量与对策

DNA证据作为和指印、血型鼎足而立的重要法医学证据。在侦破重大疑难案件、指认犯罪嫌疑人以及公民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于该技术不可心存盲目,仍需认真衡量,并采取相应对策。唯如此,才能使该项技术日臻完善,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刑诉法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规范衔接与适用——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析

目前地方司法机关正在尝试将人工智能用于刑事司法，其中在证据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也有所运用。人工智能运用于证据判断，应遵循辅助性原则、有限性原则、可反驳原则。在证据能力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对证据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判断，但可以进行形式上的筛选和把关；在证明力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单独承担判断证明力的任务，但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有效的辅助和参考作用，如发现证据之间的明显矛盾或形态的变化；在证明标准判断方面，人工智能同样难以单独承担事实认定及证明标准判断的重任，但人工智能对证据规格的判断能够保障司法人员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人工智能用于证据判断的目标、方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系统设计上应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运用而进行有区别的设计。     

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有哪些维权途径?

劳动合同是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确定,这将影响到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等相关权益,势必给劳动者带来不良的影响。     

公证“免责规则”的探索

一、公证免责规则的价值分析本文拟从公证行业及从业人员防范、降低风险的角度尝试探究公证免责规则的运用,并借用相关职业的概念表述引入免责规则,如法官按照程序规则、医务人员按照规定流程都存在免责的规则内容。与其他职业的事后、外部评价判断不同,公证行业的免责规则更倾向于行业及从业人员在事前、内部进行评估和决策,因此更具积极性和前瞻性,更符     

论同步录音录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完善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内实施了数年,这一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也积极的探索了一些应对措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同步录音录像法定化后,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提出的要求也更上了一个台阶,由此给侦查人员带来的挑战越发凸显出来。然而,由于法律中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的配套方案,使得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并不顺畅,且该制度已经于2013年正式实施,因而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完善的事项也较多。本文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背景,探讨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祖宅下的古钱币应当归谁

祖宅拆迁,现场挖出大量古钱币,虽向多方呼吁,苦于没有证据证明属己所有。博物馆以古钱币属地下遗存文物,依法属国家所有为由,予以收藏拒绝返还。那么,如此庞大的古钱币,属地下遗存文物,依法属国家所有,还是房屋主人的祖辈留下的,属房屋主人所有?一起因地下古钱币归属引发的纠纷,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展开了角逐。而在没有证据直接证明古钱币归属的情况下,法官运用"自由心证"了结了这起历史"谜案"——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新刑诉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一是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基于将证据视为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比较注重从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能需要的角度设置     

我国当前刑事证据的误区和盲区

证据是法制社会的基石,也是司法实践之本。近些年来,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大众媒体,无论是立法导向还是错案曝光,证据问题一直是热点和焦点。我国有关刑事证据的权威界定,目前主要来自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建国以来,我国分别于1979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即1979年全国人大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诉法》),并于1997年、2012年两次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修改,即1997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本(以下简称1997年《刑诉法》)1,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