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支欠条引发的思考——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唯一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能提供的证据往往只有一支欠条。笔者认为一支欠条所承载的法律关系却不是单一的,这得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下面笔者举一案例来阐述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在一支欠条上所载内容因时间不同、内容的添加等情况可消灭旧的法律关系、亦可产生新的法律关系。     

我国刑事证据合法性判定方法体系的构建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础,目前我国对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判定方法的相关规定还不很健全。从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合法性判定方法体系原则、途径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努力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合法性判定方法体系,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刑辩律师的困惑

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如果大量充斥着非法证据,而辩护律师竟然视而不见,放任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而导致错案的发生,辩护律师是失职的。刑辩之惑作为律师,我参加过多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业内有资深律师认为,要做技术型刑辩律师,不要做炒作派。这样的告诫貌似公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周边许多活跃在一线的刑辩律师,时常谈起这样的话题:刑辩律师有没有用?有些委托人告诉我,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办案人员都告诉他们:请律师没有用,案子是我们定的,律师能定案吗?客气点的会说:请律师     

刑事诉讼法中电子证据规则思考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改变了证据保存形式,电子证据成为证据的重要组成。信息技术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料,在侦查、审判等环节都有重要作用。在审判中质证环节,原来看似不起眼的信息资料,摇身一变可能就变为了重要的证据,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着重对刑诉法中电子证据的规则进行探索思考,并细致分析了介质优先和义务提供这两种规则。     

DNA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兼评程序与规则的对立思考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是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强调事实认定在审判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却也表现出对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DNA证据固然具有人身识别和真实对应等司法价值,但是我国的DNA证据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和系统的程序规则,特别是与侦查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身强制采样根本无法可循,这使得侦查实践中的DNA证据运用出现混乱。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     

关于非法证据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国媒体曝光的多起刑事冤错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证据问题,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靠抓人破案,靠口供定案,没有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司法工作者应加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对刑讯逼供,采用暴力、威胁与其他方法 收集的证词予以认定和排除,对于毒树之果也应该选择性地排除。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负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也依法具有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职权。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     

浅析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证据的提交

<正>当前,用人单位80%以上是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中纠纷的多发地带。由于劳动争议案件中规章制度证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提供,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角度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收集、保存和提交进行一些分析。一、制定规章制度的程序应当法定化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     

庭前会议的实践与进路——基于控辩协商的理论视角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的全貌也逐渐被揭开。庭前会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功能,它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证据整理等问题上为控辩双方提供了有效的对话空间,使得原本在庭审中难以协调的问题在庭前得以中充分的交流与协商。作为一种新制度,庭前会议的成长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庭前会议将立足于本土经验,成长为一种中国式控辩协商的制度平台。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区循证矫正初探--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岳麓区为例

循证矫正即遵循证据的矫正,是“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后的意译词。其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20世纪末该理念进入矫正领域并在美、加等国得到广泛研究与应用。2012年9月,我国司法界正式引入这一理念。在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社区矫正起步晚且存在着社区矫正管理的粗放性、矫治方法的主观化、矫正工作者的本位化、监狱与社区的错位性等诸多不足。借鉴西方的循证矫正理论,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循证矫正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实践模式,完善社区循证矫正这一新的司法改革模式,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