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长寿地区大排行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近日刊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项关于长寿地区的统计。据了解，GIA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世界各国概况》，根据此书中的数据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死亡证明书（上面详细记载了死者的种族、性别、死亡原因等），并对每个国家整体人口的平均寿命进行了估算。     

试论夫妻暴力中的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分配——以公力救济为视角

2011年9月李阳家暴事件曝光后,家庭暴力问题再度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旨在探讨家庭暴力中的夫妻暴力行为,分析受害者在遭受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时在获取事实主张的证据支持中所遇到的困境,并针对诉讼中受害方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产生的摩擦,探讨事实证明的需要与证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倡导受害者合法取证并建议在因夫妻暴力引起的离婚诉讼中将优势证据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规则相结合以确定新的证明标准并适当运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形成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经验与逻辑共存:事实认定困境中法官的裁判思维

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认定事实又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案件事实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司法审判却是"当下"的审判。司法审判中所查明的事实并非过去发生的事实本身,     

严格执行刑事证据制度 依法公正准确惩罚犯罪 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

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待,"两个证据规定"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一直引人瞩目。本刊日前就其实施状况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如何界定合理怀疑的排除边界——以审查起诉环节为视角展开

正《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在证明标准中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公诉承办人应当正确理解"排除合理怀疑"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关系,合理界定"合理怀疑",并将审查重点放在犯罪构成、证据之间等方面,并围绕案件疑点进行证据完善,强化审查报告的说理,展示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过程。[基本案情]2012年12月中旬,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滨海工业区海塘边与居住在海塘边废弃平房中的王某相识,后因帮王剥除电缆线的外     

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将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完善化、具体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明标准之中,从而使这一标准从法官主管自有判断的标准变为依据逻辑和经验常识等知识进行综合判断的标准。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和证明条件,以期为正确理解和应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个人看法。     

举证妨碍救济制度的重构

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宜从其所针对的对象或功能上区分为制裁和救济。举证妨碍的救济是一种具有补救性质的,意图以其他替代方式证明案件事实或由法官通过其他方式间接认定案件事实的效果。关于举证妨碍救济,大陆法系国家流行的"证明责任倒置说"与"自由裁量说"及我国学者主张的"多元适用说"均存在重大缺陷。举证妨碍的界定及其效果应从具体举证责任角度来加以把握才更具实践意义,应当在举证妨碍救济制度建构中加入时间性因素,也即将举证妨碍救济置入双方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互动的程序流程中来加以考虑,举证妨碍效果的选择是情境依赖的。     

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审查裁量之规范

正社会危险性条件是刑事诉讼中一般逮捕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逮捕诸多条件中具有相当张力的一个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裁量是对未来客观行为可能性的一种主观预判,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和任意的空间。规范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和裁量成为规范逮捕权运行和准确适用逮捕措施的关键,本文从社会危险     

证明评价模式与证明评价实践之关系

证明评价模式和证明评价实践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首先,证明评价模式对证明评价实践有着制约作用。例如在不同的证明评价模式下,法官的主观因素对证明评价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又例如神示的和法定的证明评价模式,其本身具有排除事实真伪不明的功能。而自由的证明评价模式本身却无法排除事实真伪不明的可能,从而催生了客观的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反过来,法官的证明评价实践也对证明评价模式产生着影响。这体现在法官证明评价活动中的主观因素对于证明评价模式中具体规则的形成发挥着塑造的作用,并且法官证明评价的实践推动着证明评价模式的变迁。